儒学“自我”的发展历程

“自我”既是一个心理学范畴,也是一个哲学范畴。心理学上的“自我”是哲学性质“自我”的推广运用。     

弃儒从释的真实写照——关于朱熹的两篇佚文

朱熹早年曾热衷于佛学。但是,无论在朱熹的文集、语录还是各家记载中,都很难看到这方面的具体材料。最近,我们从《续藏经》中发现了朱熹关于佛学的两篇佚文,为研究朱喜早期思想和事迹提供了重要佐证。     

试论孟子与士人精神

作为中国“轴心时代”的重要思想家,孟子希望以道德化政治,实现天下有道。他提出士人修养的“浩然之气”,在士人与君主的关系上主张“道高于君”,而对于广大普通民众则倡导“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在此基础上,孟子推出了四种士人典范。而在孟子这些思想中,一以贯之的乃是对德性的张扬,在“尊德性”与“道问学”之间,他明显偏重于前者,这是孟子关于士人精神的特色所在。在孟子的精神世界里,我们可以看到的更多的是一种道德信仰和勇气。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孟子是一位信仰道德的“宗教家”,而不是一位代表智性的“学问家”。     

恕与推:孔孟仁爱情感养成理论及其启示

仁德是人类最重要的道德德性,而仁爱情感如何从无到有地出现,以及如何突破所指向对象的狭隘性,扩展到足够广大的对象,则是人类道德生活中的大问题.恕与推是孔孟对此问题的回应.恕由孔子率先阐发,孟子继承了孔子恕的思想,又提出并重点阐发了推的思想.孔孟恕与推的理论,具有重要的道德哲学与道德心理学的意义,同时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     

宋明理学工夫论的建构与展开——以对《孟子》“集义”的诠释为中心

“集义”这一概念自经孟子提出后,便吸引了后世学者的注意。汉以降至宋初,“集义”只是描述义与气共同生起的状态。但在宋明理学思潮兴起之后,“集义”被解释为“积义”或“积善”,转化为一项重要的修养工夫。围绕着集义的阐发,宋明理学工夫体系中的核心议题、话语如有关道德心性涵养与道德实践活动关系的敬义论,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关系的知行观,以及注重先验道德觉知、本能的工夫论皆得以构建、展开。考察集义之诠释,有助于从整体上认识宋明理学工夫论的建构、分化、趋向,也对理解与勾勒近世儒学史的演进、发展、变迁不无裨益。     

试析隋及唐初的儒学统一

南北朝时期,在有关"五经"的师承上,南北儒学一方面如双水分流,各有渊源;另一方面又互相影响,彼此修正。南方儒学在周隋之际北传,５８９年隋统一南北后,儒学进一步的交融造就出如刘焯、刘炫这样兼通南北的儒学大师,南学更一度风行河洛。在唐初大一统的背景下,孔颖达兼采南北,加以折衷,主持修订了《五经正义》,完成了这一时期儒学的初步整合和统一。     

西方公共行政及其正义价值

公共行政本质上所具有的伦理特性以及公共行政理论和范式在不同发展时期所具有的不同特点和价值诉求,使得从伦理的角度对公共行政进行审视成为可能。公共行政正义价值既体现了民主社会自由、平等的价值追求,也蕴涵着公共行政本身所具有的对公共利益的价值取向,同时也是公共行政人员德性的体现。     

宋型文化背景下的宋代孟子升格运动

唐宋之际中国经历了一场大变革,宋型文化形成。在这一文化背景下,孟子经历从政治地位到学术思想、治学方法的全方位变革,称为"孟子升格运动"。孟子其人、其学的升格,又推动了宋型文化的衍生、发展及其民族意识、道德精神的形成。     

孟子升格运动与《孟子注疏》的编纂、刊刻与流传

旧题孙奭《孟子注疏》自北宋起即疑窦丛生,至清遂定为伪撰。其实,撰疏者虽未必是孙奭,却也并未作伪。作伪者,刊刻之书商也。《孟子注疏》是孟子升格运动背景下的产物,它的产生,应在宋神宗熙宁四年《孟子》与《论语》定为兼经之后,宋哲宗元祐之前。其单疏本的出现至迟在宋高宗绍兴中期,注疏合刊本则在宋宁宗嘉泰、开禧年间。《孟子注疏》之进入官方的经学体系,坊间书商与浙东茶盐司功不可没,同时也反映了儒家思想不断下渗的趋向。     

论《孟子》中的教育方法

孟子作为战国时期的一位政治家、思想家和教育家。为儒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为弘扬儒学,孟子十分注意教育方法。本文以《孟子》为据,阐述了孟子倡导并践行的教育方法,将其概括为因材施教。注重启发,博学以求融会贯通,不唯书、不曲解而求真的创新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