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的两种身份及其道德要求

“公民道德”意义上的公民具有两种身份,一是法律身份,一是社会身份。不同的身份决定了对个体不同的道德要求。一般来说,这两种身份统一于一个具有完全责任能力的个体之中,不同的身份只能出现在不同的场合或者承载不同的社会关系,场合不同、社会关系不同,对他的道德要求就不一样,二者不能混淆,即身份是不能僭越也不能放弃。但是,两种身份的道德要求在底线上是一致,这就是说,两种身份的责任和道德要求在特定的场合和社会关系之中可以融通。     

论开展"公民道德"的教育和研究

本文指出"公民道德"教育在我国以往的伦理学研究、道德教育中未能受到重视,强调了当前开展"公民道德"教育和研究的必要性,并对"公民道德"的含义、"公民道德"的基本规范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     

建言行为的认知影响因素、理论基础及发生机制

目前关于建言行为的研究大多关注其发生的前因变量, 而探讨其认知发生机制的研究则相对较少。建言行为不论是在行为触发机制、过程决策机制还是建议表达机制等三个方面均与个体的认知活动密切相关。通过梳理影响员工建言行为发生的认知因素, 该文提出员工建言行为认知发生机制全模型, 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作出展望。     

管理者核心自我评价对下属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道德式领导和集体主义导向的作用

采用配对问卷调查法, 以150位管理者和464位下属为研究对象, 考察了管理者核心自我评价对下属组织指向和人际指向公民行为的影响以及道德式领导和下属集体主义导向在其中的作用。跨层次分析结果表明：管理者核心自我评价对下属公民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 道德式领导在管理者核心自我评价与下属公民行为关系中有中介作用; 下属集体主义导向在道德式领导与公民行为关系中具有调节作用, 表现为道德式领导对公民行为的正向影响对高集体主义导向的员工来说更明显。文章揭示了管理者核心自我评价对下属公民行为的影响效果、内在机制和作用条件, 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领导有效性研究的特质-行为整合视角模型。     

中国特色公民教育“元”问题探究

政治性是公民教育本质属性之一,没有超越于国家的"中性"的公民教育,研究公民教育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普世性"出发。公民教育的内容不是无所不包的,它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表现为主体政治人格的塑造。中国特色公民教育研究过程中必须摆脱盲从心态,牢牢把握公民教育的领导权,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为核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引培养社会主义的"合格公民"。     

两种不同正义规范之下的平等——罗尔斯和马克思平等观之比较

面对资本主义的合法化危机,西方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做出回应.被誉为20世纪西方政治哲学领军人物的罗尔斯,以其纯粹程序的社会正义规范表达了对实质平等的理想追求.然而,由于仅仅局限于政治正义的狭隘视野和资本主义的制度框架,罗尔斯纯粹程序正义规范之下的平等是不彻底的,最终陷入抽象平等的困境.与此不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合法化危机的回应一方面指向其自由市场经济所带来的负面作用,另一方面指向其作为背景的只局限于政治正义的社会理想,将目光投向更为广阔的人类解放的前景,从而在一种人类正义的规范之下表达了实质平等的理想追求.由于超越了政治解放的狭隘局限,因而,马克思人类正义规范之下的平等,不再是抽象的形而上学的思辩,而是在人的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寻求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理想目标、价值原则和现实途径.     

对康德德福一致至善论的反思

德福一致是中外哲人探讨的千古难题,难就难在人们希望德福一致,但又缺少证明其一致的理据.康德在分析批判以往哲学家有关德福的说法的基础上,借助于神学提出他自己的至善论的解答.反思康德的这一解答能够发现康德的至善论求助于神学的原因及其逻辑上的问题,由此可以从非神学的路径,从厘清幸福概念以及存在论和目的论的视角来解答这一难题,并揭示康德至善论的理论意义.     

浅析希腊传统德性的内在分裂——兼论麦金太尔的德性复兴

在麦金太尔看来,现代社会对传统德性的摒弃使自我因丧失了德性的根基而丧失了自我的完整性,最终使现代人沦为了欧文.戈夫曼所描绘的角色之衣借以悬挂的衣架。麦金太尔认为希腊传统德性具有超越城邦政治的一般人类实践的普遍意义,因此,他呼吁向希腊传统德性回归以拯救当代自我的失落,     

论政治现象学视野下的公民教育的目的和实践

政治现象学把政治看作人存在的一种基本样式,倡导一种回归生活世界的政治,一种协商民主的政治.这对理解公民教育很有启发意义.从政治现象学的角度看,公民教育意味着通过协商民主的教育生活,培养具有参与、享受和推进社会民主能力及品德的现代公民.     

权利、义务与尊纪守法

中国发展的近20年，我国基督教向世人展现了空前繁荣发展的美好景象，信教公民享有宪法赋予的权利，拥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广大基督徒爱国爱教，回报社会“作光作盐”，一片爱心。这得益于党和政府对信教公民的关心、爱护，也是我们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坚定不移地走三自爱国道路所取得的辉煌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