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连的悲剧人生——《红与黑》中的于连形象

<红与黑>中的主人公于连是一个具有双重性格的人,反抗与妥协、自尊与自卑.雄心与野心、虚伪与正直等双重性构成了于连思想性格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在于连的生命中,他经常痛苦地徘徊在道德情感的怪圈之中.     

影响常用汉字认知速度的因素：低频冲突字、联绵词尾字和高频多音字的认和特点

以汉族大学生为被试对低频冲突字、联绵词尾字和高频多音字的认知特性进行了探索。结果发现：主要部件读音与整字读音相冲突的低频字命名反应中具有延时效应（即命名反应时延长或反应错误率升高）;对联绵词尾字和多音字的命名反应同样出现延时效应。研究支持汉字认知的多因素影响论。     

初中生对父母冲突的知觉结构分析

以我国初中生为研究对象,以Grych等人的父母冲突子女知觉量表为工具,对量表是否适用于中国的初中生进行了验证研究,以此探明了初中生对父母冲突知觉的结构,初中生对父母冲突知觉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南阳市镇平县北庄基督教调查

本文试图结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变迁的时代大背景,通过对河南省一个村庄基督教有所发展但仍处边缘、并且由于基督徒的原因村庄不同群体产生隔阂的现状之描述,初步解释改革开放以来内地基督教迅速发展的原因,并通过对基督徒与非基督徒关系的考察得出以下结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基督教只是村庄多元文化体系中无足轻重的一环,基督教在内地农村的社会功能需要重新审视。     

医学伦理学发展新阶段的历史使命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伦理学的主轴。当今医学伦理学面临崭新的境遇,资本、技术、权力和全民健康等问题,已经构成医学伦理学应对和挑战的主要课题。新形势向医学伦理学提出了种种新任务,探索完成这些新任务的政策建议和伦理举措;适应新形势医学伦理学如何加强自身理念的充实、创新和提高;在新情境下如何促进医学伦理学在医学领域内的全面覆盖,让医学伦理学在医学中深深扎根,促进医学技术更好地服务于人民大众的健康,都是开启医学伦理学新征程面临的担当。

     

从伦理辩护到国家权力、个人权利界限的划定——公共卫生领域特殊伦理冲突的和解之道

在流行病防控等公共卫生工作中,为了维护公共健康不得不侵犯传染病患者的个人权利,这是公共卫生领域不同于临床医学的特殊伦理冲突。虽然有学者分别依据“效果论”、“差异原则”和“公共善优先”为公共健康的优先性进行了辩护,但都不能与医学伦理学的个体论视角相融洽。实际上,固守单一的理论视角是伦理冲突和解的最大障碍,只有改变单一视角,才能开启理论的兼容性。伦理辩护必须转化为实践智慧,即必须在公共卫生实践中实现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的有序协调,使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利坚守各自的界限。     

家人未信主,怎么办?

正问:家人与我的关系总体上不错,但家中除了我,其他人都没有信主,有时会因为信仰问题而产生一些冲突,这使我感到不安。作为基督徒,我当然盼望家人能早日皈信,但我向他们传福音的效果似乎并不理想,我该怎么办?一位姊妹:张琪     

冲突水平的变化诱发冲突适应

冲突适应是重要的认知控制现象, 反映了认知控制的动态过程。然而, 目前为止对于冲突水平上的差异能否诱发冲突适应尚不清楚。本研究采用字母Flanker的变式, 通过改变目标-分心物的一致性操纵冲突水平, 探究冲突水平的变化对认知控制调整的影响。结果发现被试的反应时间随冲突水平的提高而增加; 而且先前试次的一致性影响当前试次的干扰效应, 无冲突和低冲突、无冲突和高冲突、低冲突和高冲突条件之间均出现了典型的冲突适应。本研究结果表明, 除了冲突的有无, 冲突水平的变化也能诱发冲突适应, 支持更大的冲突驱动更强的认知控制, 而且冲突诱发的认知控制的功能可能通过注意聚焦实现。这一发现为冲突监测理论的注意调节机制提供了直接的支持证据, 对于促进冲突适应的相关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和平心理学的经典传统与现代研究趋向

本文讨论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心理学家对和平心理的看法,以“和平”为主线,追溯和平心理学思潮兴起的历史逻辑。毕达哥拉斯、恩培多克勒、柏拉图、奥古斯丁、夸美纽斯、康德等从本体论视角,确立了实现永久和平的理想追求。冯特的民族心理学重视研究原始人、战争英雄等的和平心理品质,早期的意动心理学重视人类和平意识研究,机能心理学强调通过建设学校“微型共同体”,提高儿童的和平意识。精神分析心理学则为战争与和平心理提供了新视角。人本主义心理学主张研究人的和平潜能、致力于世界和平冲突化解,推动了和平心理学的兴起。20世纪末的和平心理学主张用和平的方式实现和平,发生了“政治道歉”、和平冲突化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研究趋向。     

撒谎救人为何不是道德上被许可的——与刘清平教授商榷

刘清平教授在《说谎:禁止、许可还是应当——解析康德的说谎悖论及其根源》一文中认为康德在处理是否撒谎来帮助朋友的问题中陷入悖论.这种批判反映了学界混淆行动的实施者的思维倾向.在这个例子中,是我而不是凶手才是行动者.康德坚持不能撒谎的绝对性彻底贯彻了人性是目的的原则,后果论的处理方式反而会陷入不自洽.在康德那里,许可不是一个混乱的概念,而是表达为了实现某种合乎法权的状态而不得不采取的行动.康德对许可行动限制很多,撒谎救人不属于被许可的行动.在凶犯面前,如果我们无法保持沉默,我们不应当撒谎,同时,我们也要捍卫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和法权.撒谎救人不可能是一种应当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