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宋元文人社会地位的视角管窥其艺术创作的差异

宋代文人的艺术创作较雅,故受众窄,且传播地点有限,趋于精英化;元代文人的艺术创作较俗,故受众广,且传播地点广大,趋于贫民化。造成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基础的不同。     

胡炳文的道统观与学术倾向

元代理学家胡炳文提出:明道统者之功大于行道统者,孔子因作六经而贤于尧舜。他将朱熹视为孔子之后阐明道统的集大成者,以在现实生活中传播和践行朱子学作为传承儒家道统的重要方式。由此,儒家之道的理想逐渐由治国平天下转向普通人的日用常行。儒家道统是圣人之学,也是圣人之心,但道统不是圣人所专有,圣贤相传之心便是人人所具有的本心。学术倾向上,胡炳文以朱子为宗,却并非笃守朱学,而是广泛吸收陆学,对朱子学进行修正,其思想是对朱陆及宋代哲学的整合与发展。     

简论朱子易学在元代发展的基本面貌

易学是朱熹学术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易学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元代时期,朱子易学在政府的推崇下,逐渐成为官方学术;同时学者也积极地以师徒相传、朋友讲习与读书自得等方式,传承朱子易学;此外,元代学者还通过研究朱子的易学典籍、发展与批判朱子的易学观点,以及调和朱子与程子的易说等多种途径,对朱子易学作深入探究。这三个方面即构成了朱子易学在元代发展的基本面貌。     

论保巴解《易》思想理路

保巴作为元代易学家代表之一,在认同程朱易学前提下,以“照着讲”兼“接着讲”的形式,对《周易》经传所内蕴的符号、意义世界进行了一定诠释.通过研究发现,在这种创造性不足的形式下,其易学还有着“自己讲”的创造性诠释的内容,他的以“心”为根基解读圣人作《易》、四圣《易》道与《易》之符号、意义世界的思想,充分体现了圣人的洁静精微之心在建构《周易》符号、意义世界中的作用,以及《周易》符号、意义世界洗心、养心的重要功能.按照其“以心会心”的思想,我们只有能够契会圣人之心,才能更好地理会《周易》符号、意义世界;也只有理会《周易》符号、意义世界,才能更好地契会圣人之心.     

元代诗歌与基督教——“佛郎国献天马”与“天马图诗”(一)

佛郎国献天马 通常说来,基督教第二次传入中国一般认为是在元代,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唐代以后的基督教在中国境内并未完全绝迹,只是在中原或汉族聚居区内没有了踪影,而在北方少数民族当中,景教的传播并未完全中断,甚至还有了一定的发展,如在畏吾儿（今维吾尔族）、外蒙古中的克烈、乃蛮、蔑里乞和内蒙古中的汪古部等均尊奉景教。     

证经补史：西藏札达县皮央杜康大殿新现元代诏书录文和八思巴字印文初探

西藏阿里札达县皮央村杜康大殿写本中保存有一页元代的重要文书。从文字的格式、用词、语气和语法特点可知,该文书为元代诏书录文,由元代当地人笔录在古代佛经目录末的空白处,其上同时鈴有一方八思巴字墨印。诏文下令僧众严格遵守法律,虔心修习佛法。此诏书录文系元代中央政府治理阿里地区的直接证据,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和学术价值。     

五台山藏传佛教与民族团结

五台山为文殊菩萨应化道场。文殊菩萨智慧第一,在佛经中被称为诸佛之母,在佛教信仰体系中地位极尊。五台山因此缘由,也就备受僧俗信众的信仰、历代帝王的崇建以及名公宰臣的护持,成为汉、藏、满、蒙、土各民族尊奉、海内外知名的佛教圣地。五台山藏传佛教的兴起,始于元代。１３世纪中叶,藏传佛教的各大宗派次第形成,在广大的蒙藏地区已成为普遍的信仰,并对这一地区的政治稳定、人心向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公元１２４４年,为了安抚藏区民众,当时驻军凉州的成吉思汗的孙子阔端汗致书召请藏区最具威望的萨迦班智达北上凉州会谈。…     

元代广教总管府探析

广教,为佛教用语,有广施教化之意;总管府,源自北周,始为区域性的军事管理机构。广教总管府是元代特有的佛教管理部门,成立于至顺二年(1331),共16道。它的主要职责是掌管僧尼之政,其设置、分布特点对构建元后期的佛教管理体系产生过重要作用,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元代玄教及其与龙虎宗的关系北大核心SSCI

玄教在元代宗教、政治、文化等方面具有良好影响,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导致很多问题含混不清。卿希泰主编的《中国道教史》认为玄教是以张留孙为中心的道教派别,是从龙虎宗分化出来的一个支派。郭树森、陈金凤却说玄教虽从龙虎宗分衍而来,但其实质上是元朝分化、抑制龙虎宗的产物,是一个独立发展的政治道派。两种观点截然相反,说明此问题比较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