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生即厌倦——论B.威廉斯的永生观

B.威廉斯在其论文《马克洛普罗事件:对永生之厌倦的反思》中认为,永生是没有意义的。威廉斯指出死亡与有死是不同的,若永生则厌倦;只有满足同一性与吸引力两个条件,永生才不会无聊。尽管威廉斯的理论遭到一些学者的反驳,但本文通过分析得出,威廉斯的这一理论是深刻而富有洞见的。当然他的理论也不是无懈可击的,其同一性条件太严又太宽,但无论如何也不影响永生导致无聊的判断,因为破除对永生的期待,才可让有限的生命更有意义。     

敦煌曲子词四首

敦煌在甘肃,其地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镇,也是多少世纪来中国与西域文化交流的汇合处,又是佛教的中心地。那里的寺庙中,称莫高窟的,创立于公元366年。11世纪中期的某时.约有3万余卷的文书手稿在千佛洞的侧室中被封存起来,直到19世纪末期,才被一位姓王的住庙道士偶然发现。这些收藏品包括极为丰富的佛教文献以及一些公元5-11世纪时留下的民间文学作品。下面的诗歌系现今已经佚忘的曲牌,它们代表了那一时期的大众文学的范本。     

类同一性与群体差异性:道德产生的可能性与必然性——兼与易小明商榷

人类最初的生存状态是群聚,群聚是人的类属性的自发聚集,它使人类本能地意识到人类的同一性;群聚之后人类走向群居,群居是人的群体属性的自觉结合,它体现了人类的同一性之外的群体差异性.类同一性使人类能够彼此交往,是道德产生的可能性主体基础;群体差异性使人类必须交往,是道德产生的必然性主体基础,二者都是道德产生的主体基础.     

协同正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义的本质

协同正义就是差异性正义与同一性正义的协同。资本主义社会的正义原则主要体现为自由表现个性、表现个体差别的差异性正义,而传统社会主义社会的正义原则则主要体现为追求平等的同一性正义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义原则作为对资本主义社会与传统社会主义社会正义原则的综合超越,它应当是差异性正义原则与同一性正义原则的合理协同。     

校园暴力现象的伦理病灶

校园暴力现象的伦理病灶在于"你—我共生"的伦理同一性被消解,表现为个体无法在学校及宿舍的人伦关系中获得认同感、归属感,无归属感的个体在精神世界处于孤独状态,在生活世界中个体行为完全听命于任性与冲动。如何使个体在实体中找到归属感并使个体冲动具有伦理合理性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其应对策略为:一是恢复学校作为人类文明传承者的伦理身份,在校园文化建设中,重塑学校、教师对学生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双重保障与呵护,使学校、宿舍成为学生的"生活之家"与"精神之家",唤醒学生的"集体记忆"和"同根意识";二是彰显教育的伦理本性,通过教育使个体行为超越人的自然冲动状态,实现个体自然冲动—义务—幸福的转化,使其成为有教养的人。     

回收、复制与事件的模态刚性

C.万斯认为,本质主义者对于事件的任何同一性界定,都可以借助"回收问题"加以诘难。这种诘难可以视作更普遍意义上的"复制论证"的一个子类。但我们至少有两种方式维系事件模态刚性的直觉:其一,我们可以在模态语境下将事件解释为构成事件的对象的图式,从而将事件的模态同一性问题转换为对象(事物)的模态同一性问题;其二,我们可以接受回收论证的结论,认为事件的同一性能够在可能世界间出现分岔,从而容许谈论事件在可能世界间的同一性。     

大学生自我同一性状态与同一性风格、亲子沟通的关系

采用问卷法对594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大学生自我同一性状态的人数分布中,延缓状态占67.5%,其余三种同一性状态各占10%左右;大学生在四种同一性状态的人数分布上不存在年级差异和性别差异;与其他同一性状态相比,获得状态的大学生在信息风格上得分最高,早闭状态的大学生在规范风格上得分最高,扩散状态的大学生在扩散风格上得分最高;亲子沟通中的开放性和问题既对同一性状态有直接预测作用,又以三种同一性风格为中介间接影响同一性状态。     

好友如茶

好友如茶．偶然想到这句话，是在一个深秋的午后。那日，天高气爽．朋友的庭院中，阳光将我们的背影拉得长长的。递给我一杯茶时，他问．怎样的朋友最好、最长久?捧着芬芳的香茗，我未加思索，“好友如茶”这四个字，便脱口而出了。     

类同一性:道德产生的主体基础

人最早的存在形态是类存在形态,人的类同一性是道德产生的主体基础,类自然同一性是道德产生的主体自然基础,类社会同一性是道德产生的主体社会基础。     

药物认知增强剂使用的伦理思辨

为提升专注力、记忆力等认知能力,健康人群以“超说明书用药”方式摄入延缓衰老或修复脑损伤造成的认知能力衰退的药品。该种认知增强技术的应用需要通过“伦理之前”的技术可行性审核和“技术之后”的生命伦理辨析才能初步确认其道德容许性。目前针对药物认知增强剂使用的担忧主要来自新药的疗效与风险尚不明确、市场主导下的药物获取渠道难以管控,以及亟待完善的社会规范。因此,当下药物认知增强技术的合理应用需强化政府对个体和商业力量的监管,重视经验数据的获取,以及科研机构对用药风险性的进一步研究与科学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