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象学反观中国传统思维的双重性

对西方现代现象学的研究,业已成为国内乃至海外华人哲学研究中的一门显学。这一现象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现象学作为现代西方众多人本主义哲学的奠基性学说,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现象学推出了一种别具一格的方法,即对事物的直接把握而非间接把握的所谓直觉式的思维方法,这种方法与强调单刀直入和易简功夫的中国传统思维方     

家井真《〈诗经〉原意研究》的方法论以及对国内身体哲学研究的启示

身体哲学无论是在西方学界还是国内学界都已成为知识论批判的共同论题。然而,当西方的身体哲学乃至肉身哲学因偏解而深陷困境时,承其感召的国内身体哲学的研究亦鲜有出辙。究竟该如何理解身体?知识与身体又是怎样的关系?我们又该怎样显现中国身体哲学之风骨?中国的身体哲学为西方先验主义的身体观以及物性主义的身体观具有怎样的匡正?本文举引日本汉学家家井真之研究,为通达我们传统的体感文化框架及方法提示新径。     

柔和交谈的感化力

常言道：“一句话能把人说笑，也能把人说跳。”通常情况下，能把人说“笑”的语言，是柔和甜美的。人们常把柔和交谈视为一种美德。　　柔和交谈具体表现为：说话语气亲切，语调柔和，语言含蓄，措辞委婉，说理自然。这种与人交谈的方式，易于使人感到亲切、愉悦，所谈之言易于入耳生效，有较强的征服力，往往能收到以柔克刚的交际效果。一般来说，柔和交谈常可采用以下几种方式：　　商讨式：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你使用和婉的商讨口气，会使你如愿以偿。比如，妻子从单位回来，对正在看书的丈夫说：“天要冷了，今天我想加班给孩子打毛衣…     

如何削弱产品来源国效应*—— 产品信息呈现方式的影响研究

以元认知和双系统模式的心理学理论为背景, 研究了分析式系统对来源国效应的削弱, 检验了产品信息呈现方式对来源国效应的调节作用。三个研究说明, 分析式系统的启动可以有效削弱来源国效应; 特定的产品信息呈现方式所引起的消费者信息处理不流畅性感知会激发消费者的元认知困难, 从而使他们在产品评价过程中主要依赖分析式系统, 达到削弱来源国效应的目的; 并不是所有能引起信息处理不流畅性的产品信息呈现方式都能削弱来源国效应, 过于复杂的呈现方式由于给消费者带来过多认知负荷, 反而不能成功启动分析系统, 从而无法削弱产品来源国形象对消费者产品评价的影响。     

智能革命时代下脑机接口之于人类延展的伦理审思

脑机接口通过解码人类思维活动过程中的脑神经活动信息,构建出人脑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直接信息交流和控制通路,帮助我们突破身体局限,增强人体机能。脑机接口技术将人的延展方式和水平提升至了一个新的境界,为人类认识自己开辟了新的维度。作为一种革命性的人机交互方式,脑机接口延展了人类身份的范畴,使人机混合体的赛博格身份成为可能;它延展了人类身体的边界,使超越身体局限的梦想成为可能;它延展了人类实践的方式,使意念控制的愿景成为可能。脑机接口技术在造福人类展现高价值的同时,也难免存在着高风险,其价值负载和伦理挑战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和重视。

     

现代性的乌托邦与当代性的异托邦

乌托邦和异托邦是异质思维的两种主要形式,前者代表的是可以被同化的异,后者展示的则是无法被同化的异。他者在现代性进程中有其相对他性地位,在当代性中则有其绝对他性地位。福柯重点关注的是现代性批判,但当代性描述才具有实质意义。他关于乌托邦和异托邦两者之关系的论述,为我们揭示了西方文化是如何实现从现代性向当代性转型的,他性从相对他性到绝对他性、从观念性到物质性的变迁则是这一转型的最重要的方面。     

读经、祷告没有味道,怎么办?

正问:我信主已有些年日,开始还很热心,但现在慢慢冷淡下来。特别是不再坚持读经祈祷了,好像觉得读经祈祷没有什么味道。我知道这样下去不好,但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小羊:阿雅答:你曾经热心,现在你能感觉到自己在冷淡,说明你仍有希望复兴。灵性发生软弱的原因因人而异,若不是身体的疾病造成的原因,一般都可归结为属灵光景不正常。一个正常人有食欲,就要吃饭。你觉得读经祈祷一点味道也没有,证明你的灵性胃口出了问题,也就是说明你里面的光景出了问题,     

为老年退休人士祈祷

正大多数人在五六十岁时会退休,但退休生活怎么过,每个人有不同的处境。近日,笔者探访了几位退休不久的弟兄姊妹,聊起他们退休后的生活,感慨万千、五味杂陈。有的虽然光荣退休,但为了第三代重新上岗,特别是二胎政策开放后,成为儿孙的保姆,退而无休。有的从工作岗位上退下后,却去医院报到了,因查出身体患了绝症。有的退休后并无上述七七八八的问题,但是不能面对退休这个事实,     

道德责任与多重可能性——法兰克福式反例的启示

自从法兰克福对多重可能性原则(即,只有当行为者在行动时有其它的可能性时,他才对该行动负道德责任)提出了他著名的反例以来,哲学界围绕法兰克福式反例是否成功推翻了这一原则展开了大量争论。这些争论主要围绕两个问题:一是法兰克福式反例是否存在不当预设,一是法兰克福式反例是否存在不当遗漏。对这两个问题的探讨,揭示出对法兰克福式反例的最佳理解可能与人们的最初印象很不同,而这一揭示也将关于道德责任的讨论从多重可能性问题引向更为深层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