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符号形式数字的数量表征

针对以往对不同符号形式数字数量表征的ERP研究只应用以反应为原点分段平均分析方法,以及忽略对后期符号效应观察,从而造成对数量表征的考察不完善的状况,本研究利用ERP技术,结合借助潜伏期平移思想的以刺激为原点的分段平均方法,对阿拉伯与汉字小写的两位数数字的数量大小比较任务进行考察.结果表明阿拉伯数字与汉字数字在编码表征阶段存在差异,ERP结果中符号效应与距离效应无交互作用,但是在距离效应出现的同时仍然存在符号效应,说明不同符号形式数字的数量表征并非完全相同.     

留守青少年的社会支持网络与其自尊、交往主动性之间的关系——基于变量中心和个体中心的视角

以来自河南省农村的400名双亲外出、单亲外出和非留守青少年为被试,采用变量中心和个体中心的分析策略.探讨了个体的社会支持网络与其自尊、交往主动性的关系.变量中心的分析发现,不同来源社会支持对于青少年自尊的重要性因留守状况的不同而不同:母亲支持是双亲外出青少年自尊的最佳预测变量,老师支持是非留守青少年自尊的最佳预测变量,父亲支持和老师支持则能够显著地预测单亲外出青少年的自尊;对于三类青少年的交往主动性,老师支持最为重要.个体中心的分析发现,处于高母亲倩父亲倩同学倩老师支持网络中青少年的自尊和交往主动性水平最高.     

3-6岁儿童数量估算能力发展的研究

随机选取180名3-6岁儿童为被试,采用个别测查考查其数量估算能力.结果显示:(1)3-6岁儿童具备数量估算能力,但合理估算水平较低;(2)3-4岁儿童的估算多处于"大胆猜测"阶段,4-5岁儿童能有依据地估猜;(3)3-6岁儿童的估算水平受所估算数量大小影响较大;(4)3-6岁儿童的数量估算能力在有、无参照情况下均有显著年龄差异,无性别差异.     

基层组织领导人格特质研究

以文献分析、自由描述访谈、以及开放式问卷调查为基础,通过对800名军队基层军官的问卷调查,初步建立了基层军队魅力型领导人格特质模型.结果发现:军队魅力型领导人格特质模型包括社交性、感染性、坚韧性和开创性,与国外研究结果相比既有类似的因素,又有差异.     

促进大学新生环境适应的实验研究

目的探索运用班级心理辅导对大学新生适应环境的促进作用.方法选取某大学新生两个自然班级作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进行为期两个月的班级心理辅导,对照组不做干预.结论:(1)班级心理辅导对促进大学新生的环境适应具有显著的效果.(2)利用大学自然班级进行心理辅导来改善新生的适应问题有其独特的优势.(3)高校应面向全体新生开展心理辅导工作.     

伦理与道德之间－以“道理”说文为视角

“道”、“理”二字使道理、道德和伦理三个不同的基本范畴的关系变得耐人寻味,“道”与“理”合一相成即“道理”,道理和道德以“道”为“同源”,道理和伦理以“理”为“同源”,道德和伦理分有“道理”的“养分”,二者“同源共生异长”,长成各自独特的内涵,成为伦理学中两个最基本、最重要的范畴。     

家庭环境类型与青少年亲子冲突解决的关系

以北京829名普通中学生为被试.探讨了家庭环境类型与亲子冲突解决的关系.结果表明: (1)高亲密度、高情感表达、低矛盾性的家庭在亲子冲突解决的关系目标上的得分显著高于其它类型家庭;低亲密度、低表达性、高矛盾性的家庭在权力、公平、自认和自主目标上的得分显著高于其它类型家庭. (2)高亲密度、高表达性、低矛盾性的家庭更多使用积极的冲突解决策略;低亲密度、低表达性、高矛盾性的家庭更多使用消极的冲突解决策略.说明不同家庭环境类型下的青少年亲子冲突解决有不同的特点.     

中学生的适应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采用《青少年心理健康素质调查问卷》问卷,对1274名中学生的适应状态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高中生和初中生的适应及其子维度存在显著差异;不同性别中学生的适应总体上不存在显著的差异。但在生理适应、人际适应和社会适应三个维度上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个性素质、自我、人际素质、应对风格和年级组五个变量对中学生适应有重要的影响作用。     

伦理-经济概念互释中的意义对话及其价值异化

A mutual interpretation and theoretical transplant of ethical-economical concepts is a process of the dialogue and discussion on its “meaning,” and also a process of the transmission and interaction of values. However, over-interpretation, which is inevitable in “understanding” “meaning,” and the plight of the “hegemony of values,” bring potential risks to value dissimilation in the interpretation and transplant. Value migration—value hegemony—value dissimilation is its general process of development. The academic reasoning behind overcoming the risk of value dissimilation is value ecology. The essence of value ecology is to enable the meaning-dialogue and value interlocutions of ethics-economy follow the rules of ecology. Therefore, the process of mutual interpretation and transplantation becomes a process of the ecological interlocution of ethics-economy, creating a new value, eco-value.     

葛兰西与“后马克思主义”的生成

“后马克思主义”与新葛兰西主义是两项互相联系而又不同的理论规划。葛兰西主义不仅是“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而且它的思想方法和概念形式在一定程度上被沉积到“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构造之中。新葛兰西主义的“接合理论”本身潜伏着解除“接合”的外在限制的离散力,而接合概念的“后马克思主义化”就是这种离散力的直接后果;葛兰西把霸权视为一种接合过程,已经预示了一种语言政治学的新视域,而后马克思义的话语政治不过是葛兰西式的语言政治学的后结构主义处理;葛兰西一直强调霸权是对其它集团的意识形态原素的接合,在他看来,成功的政治是一种具有高度兼容性的政治,它能够从异己的、反己的力量中吸收增益性的成分从而大大拓展自己的存在空间,葛兰西这种观念被拉克劳与莫菲以一种独特的形式接合到“后马克思主义”的论述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