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性对女性面孔吸引力的认知偏好: 来自ERP的证据

运用事件相关电位(ERPs)技术, 采用学习-再认实验任务, 探讨了男性对有、无吸引力女性面孔图片进行判断和再认时脑内时程的动态变化。行为数据结果表明, 男性对有吸引力女性面孔的反应时更长, 再认正确率更高。ERP结果发现, 有、无吸引力面孔诱发的ERP早成分和晚成分都存在显著差异, 最强效应出现在大脑皮层的中前部。在判断任务和再认任务中, 有吸引力的女性面孔都比无吸引力的女性面孔诱发出更大的ERP成分(分别为N300、P350~550ms和P160、N300~500ms、P500~700ms)。结果表明, 男性对有吸引力的女性面孔的判断和再认存在偏好。     

应对风格与焦虑水平、任务完成效率关系的实验研究

通过实验的方法来考察应对风格、应激情境对焦虑水平、任务完成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应对风格和应激情境对焦虑水平和任务完成效率影响的主效应和交互效应都非常显著。在实验中,控制型应对风格的个体总体上表现出较低的焦虑水平和较高的任务完成效率。在低任务难度情境下,灵活应对风格和控制型应对风格的个体比非控制型应对风格和反常应对风格的个体表现出更低的焦虑水平和更高的任务完成效率,而且不同应对风格被试在焦虑水平和获胜率上的差异显著。     

选择、自我表达与选择扩散效应

自我表达会影响西方人的态度, 产生选择扩散效应。国外相关的跨文化研究发现东方人不存在该效应。通过4个实验研究中国文化下自我表达对选择态度的影响, 发现选择方式(主动、被动)和自我表达形式(直接、间接)对选择态度产生影响。无论是自己的主动选择还是强加的被动选择, 直接的自我表达会增加对所获对象的喜爱程度, 表现为对获得性的肯定。研究者认为, 两种选择方式下不同的心理加工过程导致了这种获得性：直接表达使个人态度暴露在外, 进行主动选择时要对他人的给予做出肯定回应; 而进行被动选择时, 人们要减缓因利益受损可能导致的失调, 同时中国文化下的面子策略也使人们增加对所获对象的喜爱程度。不过, 间接的自我表达对选择态度的影响不明显。研究者认为, 多个影响因素的相互消长使选择态度得以维持。     

在押毒品犯人格类型的聚类分析

目的 :探讨毒品犯的人格分类模型。方法 :以 378名在押毒品犯接受CPI测验数据为基础 ,在 2 0个变量组成的 2 0维空间内对毒品犯进行Q型聚类。结果 :采用分层聚类中的Q型聚类方法分析在押毒品犯的人格类型 ,得到 3种基本的人格类型 ,经F检验和LSD检验 ,表明 3种人格类型在各分量表上的得分具有十分显著的差异。结论 :怯弱 -不成熟型、独立 -不成熟型和可控制 -不成熟型 3种人格类型是一个有效的分类模型 ;这一分类模型有助于监狱开展对在押毒品犯的分类矫治工作     

关于汉字识别加工单位的研究

以眼动为指标的研究发现,汉字识别是以笔画为单位进行加工的。而词识别单位化模型则认为对熟悉词的识别与组成词的字母加工无关。本研究利用汉字具有笔画多少不同及组成部件不等的差别,以独体字或少笔画字为对照,通过三个实验探讨了高频和低频汉字识别的加工单位问题。实验结果表明,高频字笔画数和部件数分别对字识别产生显著影响,低频字似乎只有当笔画数和部件数两种成分都具有一定差异时才表现出识别速度的显著差别。此结果不支持前述的两种模型。提出汉字识别是由多种成分综合作用的结果似更合理。     

关系因素与个体因素在儿童早期社会能力中的作用

采用儿童早期行为评价量表、亲子关系量表和师生关系量表,对443名幼儿的父母和教师进行了测查,在生态系统理论的框架下探讨了儿童性别、年级及父子、母子、师生关系对早期社会能力的影响。结果发现:小班和中班儿童的师生关系好于托班;女孩的社会能力高于男孩,小班和中班儿童的社会能力高于托班。控制了性别与年级的作用之后,父子、母子与师生关系对儿童社会能力都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但三者的平均值具有最强的预测作用,这一结果支持了多重关系作用于儿童发展的"平均化假说"。     

资本市场中投资者羊群行为的心理机制及其影响因素

资本市场中投资者的羊群行为是资本市场上的一种典型现象,它是指在不确定情境中,投资者在相同时间段内模仿他人进行投资决策的行为。通过比较羊群行为与从众行为发现,两者存在本质区别。目前,大量研究从社会影响、认知机制以及进化机制三个方面深入分析羊群行为的形成原因。此外,研究还发现,情境的不确定性、市场环境、群体内部一致性程度、个体的情绪与动机对投资者的羊群行为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在总结相关研究后发现,羊群行为具有其自身独特的信息加工模式。未来关于羊群行为的研究应该从探索专家羊群行为的信息加工方式,提高研究的外部效度,探索认知神经机制,进行跨文化研究和探讨羊群行为与人格之间的关系等五个方面展开。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son–team fit with supervisor–subordinate guanxi and organizational justice in a Chinese state‐owned enterprise

The study examines how subordinates’ perceptions of justice in Chinese working teams are influenced by the person–team fit (or the misfit) of the supervisor–subordinate guanxi (SSG). We tested our hypotheses on a sample of 1,086 employees from 149 work groups in one state‐owned enterprise; using a combination of cross‐level polynomial regression and response surface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subordinates’ perceptions of justice, in terms of procedural, interactional, and distributive justice, were higher when individual SSG was congruent with the average SSG in the team (TSSG) at a high level than when an individual SSG was congruent with TSSG at a low level. Meanwhile, in the misfit situation, subordinates’ perceptions of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justice were higher when the individual SSG relative to TSSG (relative SSG, or RSSG) was surplus (individual SSG exceeded TSSG) versus RSSG deficient (TSSG exceeded individual SSG). Nevertheless, the subordinates’ perceptions of distributive justice were the highest when SSG and TSSG were almost equal in high level, as observed by integrating the fit with the misfit line. These findings highlight the important boundary cultural conditions of the psychological processes of justice and provide useful insights for international managers conducting their business in China.     

“理性”的诞生:重探1920年代梁漱溟的心理观念之转变及其政治意涵

梁漱溟于1920年代中前期发生了一次关键的思想转变:他关于人类心理的认识,从“本能-理智”转变为“理性-本能-理智”。哲学上的这一转变也紧密联系着梁漱溟在政治思考上的推进:经由这一转变,“理性”、“民族精神”以及乡村建设理论等梁漱溟的核心思考得以最终生成。梁的这一转变来自当时思想论争、时代困局以及自身理论的内部矛盾的催迫;以“理性”为核心的新框架,为一系列难题与矛盾提出了解决方案,也使梁摆脱愁闷、走向乡村。梁的“理性”是一种“主体”哲学,也是一种包含着普遍性色彩的政治伦理——它不但针对“中国民族自救”,更包含着克服西方现代危机、再造未来新文明的意识。     

初中生亲子关系特性的研究

以自编初中生亲子关系量表对580名初一、初二和初三学生进行了测查。结果表明: (1)初中生亲子关系总体特征是,依恋性高,控制性较高,亲密性、自主性和冲突性较低,平等性处于中等水平。 (2)初中生亲子关系在多方面表现出显著的发展特征,初二、初三年级是一个特殊的时期。亲密性在初二年级开始显著下降;自主性从初二年级起开始直线上升;在初三年级,对平等性的知觉开始显著下降,而冲突性则开始显著增加。 (3)初中生亲子关系特性在多方面受到子代性别、亲代性别及其交互作用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