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属性匹配与大脑两半球协同活动

在识别汉字时,大脑两半球同时加工的作业成绩是否随加工阶段的增加而显出优势。本研究用汉字形、音、义三种属性分别相匹配的方法用用指定指定提取法,所得实验结果一致表明,形似材料双侧视野同时识别与单侧视野识别成绩无显著差别,而同音与近义材料则表现出双侧呈现显著优于单侧呈现的作业成绩。最后结合脑功能成像研究,对加工阶段影脑半球佃同活动的原因进行了讨论。     

四卡问题的内容促进效应的实验研究

本研究设计了２种抽象材料和４种具体材料的四卡问题,对４３６名大学生进行测试,以考察被试解决四卡问题时所采用的思维方式并检验命题内容对推理的影响。结果表明,四卡问题十分困难,具体内容的四卡问题并不能产生促进效应,大学生的推理表现出“匹配偏向”的特点。     

纳西族亲属词的概念结构——兼与汉族亲属词概念结构比较

运用自然分类和多维标度方法,研究了纳西族亲属词的概念结构。被试是63名纳西族大学生。结果表明,纳西族亲属词概念结构由6个类别构成：（1）父母;（2）与父母同辈的长辈;（3）兄弟姐妹;（4）同辈的姻亲兄弟姐妹;（5）媳妇和女婿;（6）祖父母、子孙、旁系或姻亲子侄。纳西族亲属词的概念结构有两个维度：（1）同辈/异辈;（2）照顾者/被照顾者。纳西族亲属词概念结构与汉族亲属词概念结构具有明显差异,这与两个民族的家庭婚姻制度和文化有关,也与语言有关。     

“临床记忆量表”的编制

由于实际和科研工作的需要,设计和编制了“临床记忆量表”。量表包括指向记忆、联想学习、图象自由回忆、无意义图形再认和人像特点联系回忆五项分测验,同时编有相匹配的甲、乙两套。标准化分有文化部分和无文化部分分别取样,各2161例及1149例,共3310例。年龄范围为20至89岁。取样测试结果符合常态分配。甲、乙两套复测相关0.85。量表所测记忆与学习成绩、记忆与年龄的关系与经验相符。应用于脑肿瘤患者的结果表明无意义图形再认与右脑机能、联想学习与左脑机能有较多联系,符合预期构想。以上结果表明本量表信度、效度合格。     

名词与动词加工的ERP差异

采用词汇判断任务和记录ERP的方法,探讨了名词与动词之间的差异以及词汇的具体性对这种词性效应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200~300ms、300~400ms（即N400）时窗,词性与具体性的交互作用在两侧电极上达到显著水平,在两半球上具体名词所诱发的ERP比具体动词更负。并且,在N400上词性与电极位置有显著的交互作用,名词与动词的差异主要存在于左、右半球的额叶和颞叶。本研究结果部分支持了语言表征的神经生物学理论     

3~5岁幼儿自我延迟满足的发展特点及其中澳跨文化比较

采用实验室实验和情境观察相结合的方法,考察了我国3~5岁幼儿自我延迟满足发展的特点及中澳幼儿自我延迟满足的跨文化差异。研究结果表明：(1) 3~5岁幼儿自我延迟满足平均延迟时间随年龄增长而延长;3岁幼儿使用延迟策略少,4岁幼儿主要使用寻求策略,5岁幼儿主要使用寻求策略和自我分心、问题解决策略,自我言语控制策略在整个幼儿期始终不具有显著优势性。(2) 澳大利亚幼儿自我延迟满足发展水平高于我国同龄幼儿;在延迟策略选择上中澳幼儿既具有差异性,又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文化价值观通过教育影响着幼儿自我延迟满足的发展。     

"唯一的"、"最好的",还是"独立互补的"?——"西学东渐"再检讨

该文的立论根本在于,检讨以欧美为代表的西学之意识形态的智能本质,其引导方向,在科学技术上谋求对自然的主宰,在政治哲学上谋求对人的主宰,因而,它们的普世“唯一”是虚假的,退而求其次的“最好”显示着“最强”的权力意志。而以“道法自然,大而化之”的中国智慧则应开启完全不同的人生境界,但首先必须在强力的基础上提供“独立而互补”的参照与限制。结论是“西学东渐”的历史应该结束了。     

哲学家的盛会——第22届世界哲学大会召开

2008年7月30日至8月5日,第22届世界哲学大会在韩国首尔大学隆重举行,来自世界102个国家和地区的1871名代表出席了这次盛会。开幕式隆重而热烈,韩国总理韩升洙(Seung-soo Han)亲临会场,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韩国学术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和国际哲学团体联合会(FISP)负     

社会批判叙事的复兴与重构——关于当代法国马克思主义承继马克思社会批判的话语分析

社会批判是贯穿马克思思想发展始终的精髓。马克思思想的生命与活力,始终是在宏大的社会批判和强烈的现实关照过程中得以体现和验证的。当代法国马克思主义承继并重构了马克思的社会批判话语,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不断发起深刻的批判,他们以现代性反思作为批判叙事的话语基点,以重构的"异化"作为批判叙事的工具,以意识形态向度的批判作为批判叙事的旨趣,以日常生活视阈的拓展作为批判叙事的解构和发展,从而全面复兴与重构马克思的社会批判叙事。     

康德与福柯:启蒙与现代性之争

自1784年康德在<柏林月刊>提出并回答什么是启蒙的问题之后,200年来,西方哲学就一直以不同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地面对启蒙问题,甚至福柯断言:"现代哲学,这正是试图对两个世纪以前如此冒失地提出的那个问题(启蒙问题,笔者注)做出回答的哲学"[1].然而,福柯更深刻地感受到的是对启蒙的疑惑:"所谓‘启蒙'的事件究竟是什么?它至少在某方面决定了我们是什么,我们想的是什么以及我们所做的是什么"[2],进而引发了福柯对探寻"现代性是否构成启蒙的继续和发展或是否应当从中看到对于18世纪的基本原则的断裂或背离"[3]的诉求,公开了当代挥之不去的启蒙与现代性之间的哲学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