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重评对负性效价的抑制促进条件性恐惧消退

认知重评能有效降低个体对情感刺激的负性情绪体验, 但指导性认知重评在恐惧记忆治疗中效果存在争议。本文将认知重评范式与辨别式条件恐惧反应范式结合, 以效价和US预期值为指标, 探讨指导性认知重评训练对恐惧情绪习得和消退的影响效果。以低认知重评能力个体为被试, 在实验前24 h进行指导性认知重评训练。条件性恐惧任务为期2天, 第一天完成条件性恐惧的习得和消退任务, 第二天完成条件性恐惧的再消退任务。结果显示, 经过重评训练后个体在条件性恐惧任务中的恐惧情绪效价显著较低, 说明认知重评有效降低低认知重评能力个体在急性应激状态下的负性情绪体验。所有被试均成功完成辨别式条件性恐惧的习得和消退任务, 因此重评训练并不削弱个体对危险或者安全信息的辨别能力。但在条件性恐惧的消退过程中, 认知重评指导训练加快了恐惧消退, 且24 h后测得的条件性恐惧程度显著较低, 说明指导性重评提高了条件性恐惧记忆的消退效率, 并减弱了条件性恐惧的消退返回。     

《中学生心理健康诊断测验》结构的探索及修改

在浙江省8个城市的6所高中和6所初中,采取分层整群抽样方法选取初一到高三600名学生,用修改后的《心理健康诊断测验》(MHT)进行了测查,着重检验该测验的结构。结果发现,因素分析所获取的因素与原测验相一致,但对原测验的项目进行了一些删减。因素分析和相关分析结果以及内部一致性系数显示,修改后的问卷具有较高的信度,其效度也符合心理测量的要求。     

判断与决策中的规划谬误

规划谬误是指人们在估计未来任务的完成时间时, 倾向于过度乐观, 低估任务完成时间的一种现象。规划谬误的心理机制主要包括规划谬误理论和记忆偏差理论。规划谬误的影响因素主要有认知因素、动机因素、个体的经验水平、目标任务的性质等。规划谬误的应对策略主要有与过去的经验相联系、从第三人称视角进行估计、任务分解及时间分配。未来的研究主要从规划谬误与策略性误解、乐观偏差、过分自信的关系, 规划谬误的产生根源、规划谬误的跨文化研究、规划谬误的研究范围及应用领域等方面进一步探讨。     

大学生可就业能力与主客观就业绩效：线性与倒U型关系

文献中关于大学生可就业能力与就业绩效的关系存在争议, 本研究认为需要根据不同的就业绩效和具体的调节变量来深入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研究1, 基于预备性研究, 来自全国不同地区10所大学1190份问卷的因素分析结果表明, 我国大学生可就业能力包括8个因素：职业认同、乐观开朗、人际关系、团队合作、学习能力、问题解决、社会支持、网络差异; 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研究2, 采用他评、前后间隔2周的问卷调查方法, 获得不同地区高校530份有效匹配问卷, 层次回归分析结果表明, 大学生可就业能力与主观就业绩效呈显著正相关的线性关系, 但与录用通知书(客观就业绩效)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 职业探索在可就业能力与录用通知书的倒U型关系中起调节作用：在职业探索高水平下二者呈倒U型关系, 而在职业探索低水平下二者没有显著关系; 生源地在可就业能力与主观就业绩效、录用通知书的关系中起显著的调节作用：农村大学生可就业能力与主观就业绩效呈显著正相关, 而城市大学生二者相关不显著; 城市大学生可就业能力与录用通知书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 而农村大学生二者关系不显著。这为未来探究可就业能力的价值实现机制有重要启发。     

创伤青少年自传体记忆具体性减少：情感调节还是执行控制受损

结合经典的自传体记忆测验(AMT)和反转-自传体记忆测验(AMT-R)探究创伤青少年自传体记忆具体性减少的原因。首先通过创伤事件终身经历问卷-学生版(LIET-S)和创伤后症状自评量表(CROPS)对630名青少年进行筛查, 然后结合访谈, 并采用儿童事件冲击量表-修订版(CRIES)测量创伤程度, 最终选取有创伤后症状的青少年63名, 分为高创伤组和低创伤组, 另无创伤经历的青少年30名作为控制组。三组被试均参加AMT和AMT-R实验。结果发现, 在AMT中, 创伤青少年表现出自传体记忆具体性减少的特点, 且创伤后症状越严重, 具体性减少越明显; 在AMT-R中, 创伤青少年提取的具体记忆数量与控制组无显著差异。结果表明, 创伤青少年自传体记忆具体性的减少是情感调节的结果。     

共同方法变异的影响及其统计控制途径的模型分析

共同方法变异(common method variance, CMV)指两个变量之间变异的重叠是因为使用同类测量工具而导致, 而不是代表潜在构念之间的真实关系。虽然以往研究显示CMV不一定导致研究结果的偏差, 在实际研究中应当加以考量。特别是在使用测量方法的研究中, 如果数据来源越单一, 测量方法越类似, CMV效应使研究结果产生偏差的可能性越大。CMV效应的控制方法包括过程控制法和统计控制法。在统计控制法的选择和使用上, 需要重点考虑该方法是否分离了三大变异(特质变异、方法变异和误差变异), CMV效应是在测量构念层面还是题目层面, CMV效应是加法效应还是乘法效应。控制潜在方法因子途径是统计控制方法中最重要的一类方法, 理解其模型是正确使用这类方法的前提。未来研究应当关注多个研究的CMV效应和侧重评估某个理论研究中CMV所引起的潜在的效度威胁。     

情绪对危机决策质量的影响

为探究情绪在危机情境下对决策质量的影响,研究通过影片诱发实验情绪,运用实验室实验考察了以情绪变量为主导、包括性别和任务难度等在内的相关因素对危机决策的作用机制。结果发现：（1）随着危机决策任务难度的增加,个体用于决策的时间显著增长,且性别与情绪类型间存在显著的二次交互作用;（2）在危机情境下,男性的产生新方案率明显高于女性;（3）男性被试对危机决策过程的自信程度显著高于女性,且情绪与难度变量之间交互作用显著;（4）个体对于自身危机决策结果的满意程度,在性别、情绪和难度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三次交互效应。     

中学生自恋的年龄特征及其与社会适应的关系:自尊的中介作用

对459名初一到高二学生施测自恋、自尊以及社会适应问卷,以探讨中学生自恋的年龄特征及其与社会适应的关系。结果表明:(1)中学生的自恋不存在性别差异,但是年级差异显著,初三学生的自恋水平要显著低于高一学生。由于年级差异的效应值很小(G²=0.025),要谨慎分析该年级差异。(2)自恋与中学生自我报告的社会适应良好呈显著正相关。(3)自尊在自恋与社会适应的关系间起到了中介作用。     

3～5岁幼儿基于面孔的信任判断的发展

本研究通过两个实验探讨了262名3~5岁幼儿基于面孔的信任判断能力及其年龄间差异。结果发现:(1)实验1中,当陌生面孔单张呈现时,3岁幼儿还不能正确地区分被成人评价为可信和不可信的面孔,而4、5岁幼儿已经能够基于面孔特征做出与成人基本一致的信任判断;(2)实验2中,当配对呈现可信vs.不可信两张面孔时,3~5岁幼儿都能够在日常交往情境中依据陌生交往者的面孔特征做出与成人基本一致的信任判断,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信任判断准确率逐步提高。这些结果表明幼儿从3岁开始已经能够基于面孔做出信任判断,随着年龄的增长,信任判断能力逐步发展。     

赫曼全脑概念对神经心理侧化优势研究的新成果

神经心理侧化优势的研究经历了史培利的“二分脑模型”和麦春色连的“三分脑模型”阶段。现已发展到赫曼的“四分脑模型”新阶段,赫曼是风行世界的全脑技术的创始人,其代表作《The Creative Brain》轰动美国之后,又推出了《Whole Brain Technology》。他创立了“全脑概念”（Whole Brain Concept)的理论体系,其要旨是：“四分脑模型”是神经心理侧化优势的新概念和新成果;“四分脑模型”可通过“赫曼大脑优势量表”的技术来测量[1]。“全脑概念”的理论和技术已在美国和欧洲许多国家得到推广使用,但在我国赫曼全脑概念及其医学哲学的理论价值鲜为人知,因此,介绍赫曼全脑概念对神经心理侧化优势研究的新成果。有助于医学心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深化和神经心理临床技术的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