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婚姻质量与儿童内化问题:父母情绪表达的中介作用与儿童迷走神经活动的调节作用

基于家庭系统理论与个体-环境交互理论,研究考察了父母情绪表达在父母婚姻质量与儿童内化问题关系中的中介作用,以及儿童迷走神经活动的调节作用。研究选取155名6~7岁小学儿童为被试,运用便携式生理多道记录仪采集儿童静息与任务状态下的心电（ECG）与呼吸率,换算出基线RSA与RSA反应作为迷走神经活动的指标,采用母亲报告的《婚姻质量问卷》、《家庭情绪表达问卷》和《儿童行为量表》测评父母婚姻质量、父母情绪表达及儿童内化问题。结果发现：（1）父母婚姻质量负向预测小学儿童内化问题;（2）父母消极、积极情绪表达在父母婚姻质量与小学儿童内化问题关系中起中介作用;（3）小学儿童迷走神经张力（基线RSA）调节父母消极情绪表达与儿童内化问题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父母婚姻质量不仅直接影响儿童内化问题,同时会通过父母情绪表达间接地影响儿童内化问题。另外,较高迷走神经张力能够缓冲父母消极情绪表达对儿童内化问题的影响。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下大学生对医生角色行为的道德判断研究

2020年初,在我国发生了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重大疫情,医生是战“疫”的重要角色,也是最受关注的职业群体。这次疫情是否改变了以往因医患矛盾而引发的大众对医生的道德判断?本研究采用徐科朋(2019)编制的道德判断材料,以非医护专业大学生为被试,用实验法分别比较了疫情前和疫情中大学生对医生道德和不道德行为的判断。结果发现:(1)疫情前大学生对医生在公平行为上的赞扬程度显著高于疫情中,疫情中大学生对医生在关爱、忠诚、权威行为上,赞扬程度显著高于疫情前。(2)在整体不道德行为上,疫情中大学生均对医生的评价比对照组严格。疫情前大学生对医生在背叛、颠覆行为上的评价要比对照组宽松。疫情中大学生对医生在伤害、背叛、堕落行为上的评价要比对照组严格。(3)疫情中,大学生对医生在整体不道德行为和各维度不道德行为上的评价较疫情前均更加严格。     

参照依赖和损失规避对个体收入分配公平判断的影响

收入分配公平判断是人们对自己收入所得公平与否的主观评价。通过对参照点和收入金额的控制,探讨参照依赖和损失规避对收入分配公平判断的共同影响。结果发现,(1)民众的收入公平判断受参照点的影响,在有参照点的情景下比无参照点情景下更感觉不公平;(2)不同工资水平下,民众的公平判断具有显著差异,而且民众对低于平均工资的“受损”比高于平均工资同等金额的“受益”赋予的公平感的权重更大,即存在得失感受的不对称;(3)不同的工资参照点、多得和少得的分配结果共同影响民众的公平判断,即损失规避在参照依赖对公平判断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     

辱虐管理的应对：基于人际拒绝的多动力模型分析

随着辱虐管理产生破坏性影响的作用机制不断得到丰富和完善, 受辱虐下属选择特定应对方式的原因以及有效性成为未来辱虐管理的研究方向。基于人际拒绝的多动力模型, 梳理了在不同质量LMX的关系情境中受辱虐下属的应对方式, 并提出特定应对方式可能引起辱虐管理的恶性循环的假设模型。建议未来研究通过丰富下属的应对行为变量、增加人格和环境的调节机制以完善受辱虐下属的应对模型, 并以此为基础探究辱虐管理的消极互动机制, 为打破辱虐管理恶性循环提供理论支持。     

瞳孔是心灵的窗口吗?——瞳孔在心理学研究中的应用及测量

瞳孔大小是眼动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参数指标, 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人的心理活动并影响他人的心理与行为。一方面, 瞳孔变化受到自上而下的知觉与注意、情绪与动机、心理努力、社会认知与发展等因素的影响, 另一方面, 大瞳孔能引起他人更多的积极评价和积极行为。瞳孔的神经机制(蓝斑-去甲肾上腺素系统)和自适应增益理论解释了瞳孔与心理之间存在紧密联系的原因。瞳孔测量(pupillometry)作为一种有效的眼动追踪方法有助于理解瞳孔与心理的关系, 研究者在测量瞳孔时需要关注无关变量(如亮度、注视位置), 原始数据处理(如基线校正、眨眼处理)及瞳孔指标选取(如瞳孔直径、震颤频率)等问题, 未来研究应继续探讨瞳孔与其他心理之间的关系, 并探索更有效地处理和使用瞳孔指标的方法。     

睡眠剥夺对风险决策的影响机制探讨

许多行业的决策者必须在睡眠不足的状态下做出选择与判断。睡眠剥夺是睡眠不足的实验室模型, 被证明能显著影响风险决策, 但内在机制不明。基于前人研究基础提出假设模型, 即睡眠剥夺通过影响个体的反馈加工、风险感知、抑制控制、决策理性, 进而影响风险决策。拟通过实验室研究与现场研究, 采用简单赌博任务、概率折扣任务、双选择Oddball任务等研究范式, 对比睡眠剥夺前后被试在执行上述实验任务时的行为差异, 同时比较执行控制网络、奖赏网络等脑功能网络连接强度, 以及任务诱发的FRN等脑电成分在睡眠剥夺前后的变化, 进而论证上述反应被试反馈加工等心理过程的行为-脑电-脑成像指标的变化与睡眠剥夺后被试风险决策变化的关系。研究结果将科学地解释睡眠剥夺影响风险决策的内在机制, 为进一步探讨如何规避睡眠不足导致的决策失误提供理论与实证依据。     

隐藏情绪分析与识别方法

隐藏情绪识别对公共安全防范与预警具有重要的意义。微表情是揭示隐藏情绪的一条重要通道。但目前隐藏情绪研究较少且微表情因其细微幅度与快速出现等特性难以识别, 其研究尚未在实际中广泛应用。因为, 隐藏情绪的认知与表达机理亟需系统的研究,采集实际场景中的微表情数据, 并以脑电信号辅助微表情的精确标注是提高微表情标注效率的有效途径。深入研究微表情识别方法, 并辅以人脸颜色、注视估计和非接触生理信号等多通道数据, 以检测与识别隐藏情绪。社会公共安全是隐藏情绪分析和识别的典型场景。面向精神疾病患者两害行为(即危害自身或他人的危险行为)风险评估和服刑人员会见场景隐藏情绪检测, 可以有效地对相应系统和方法进行验证和修正。     

耐挫心理结构的探索：基于大学生群体的测量

采用质性和量化研究方法,探讨耐挫心理的结构及因素间关系。研究1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对23名被试进行深度访谈,结果发现：（1）耐挫心理的结构由坚信、乐观、可控和醒悟构成;（2）坚信、可控和醒悟共同影响乐观。研究2采用量化研究方法,基于研究1的耐挫心理结构编制大学生耐挫心理量表,对大学生进行施测。结果发现：（1）耐挫心理四因素结构有良好的拟合指数;（2）醒悟正向预测坚信,进而正向预测可控,最终正向预测乐观;（3）量表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结果表明,耐挫心理的结构包含坚信、乐观、可控和醒悟四个因素;大学生耐挫心理量表符合心理测量学要求,可作为未来研究的工具。     

公安民警的创伤后应激症状对执行功能的影响—基于Stroop范式的探究

公安民警常常身临应激和危险情境中,是创伤事件的易感人群,但其创伤后应激症状对执行功能的影响研究尚且缺乏。已有研究发现,具有创伤后应激症状的个体的执行功能存在缺陷,表现在对冲突信息的抑制能力受损以及对创伤相关信息的注意偏向和情绪唤起。本研究以公安民警为实验组被试,据其创伤后应激症状分为高低两组,在校大学生为对照组被试,采用Stroop范式探究创伤后应激症状对公安民警“冷”、“热”执行功能的影响。结果表明,具有创伤后应激症状的公安民警在“冷”、“热”执行功能上不存在缺陷,但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创伤后应激症状的影响。启示对具有创伤后应激症状的公安民警进行干预时,应关注其症状的严重程度,在“热”执行功能上寻求更有效的干预方式。     

术后乳腺癌患者体象对创伤后应激障碍和创伤后成长的影响：反刍的中介作用

为探讨乳腺癌患者反刍这一认知情绪调节方式在体象和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创伤后成长（PTG）之间的中介作用,采用体象量表（BIS）、认知情绪调节问卷中文版（CERQ-C）、创伤后应激障碍量表（PSS）和创伤后成长问卷（PTGI）对150名乳腺癌术后患者进行研究。结果发现：（1）乳腺癌患者的体象可以正向预测PTSD和PTG;（2）乳腺癌患者的反刍在体象和PTSD的闯入性症状、回避性症状中起中介作用,在体象与PTG中的中介作用不显著。结果表明,体象既可以正向预测乳腺癌患者的PTSD和PTG,也可以通过反刍的中介作用影响PTS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