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床取向人格研究的历史发展与展望

临床取向人格研究是指在临床治疗实践中对独特个体的人格做深入系统的描述分析.经过早期精神病学治疗、精神分析治疗、人本治疗和认知治疗三个阶段的发展,该取向已逐渐成熟并显示出整合趋势.在未来,应强调临床取向与相关取向、实验取向的有机融合,加强对人格积极方面的关注,重视人格的文化因素,拓宽在应用领域的研究.     

乳腺摄片的计算机辅助诊断技术在乳腺癌诊断中的新进展

在全球范围内,乳腺癌是严重影响妇女身心健康的常见病之一.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是降低乳腺癌死亡率的关键.第二次阅片会明显提高乳腺癌诊断的灵敏度.然而纵观国内外文献,因乳腺图像数据库的来源和计算机辅助诊断系统方法的应用存在很大分歧,所以不同试验结果很难具有可比性.因此,计算机辅助诊断能否作为“第二次阅片者”还没有被证明.乳腺摄片的计算机辅助诊断技术在乳腺癌诊断中具有重要价值,住院医师和放射科医师都将从中受益.     

论现代临床护理决策的“非语言性”道德语境

现代临床护理决策的"非语言性"道德语境包括道德多元化、患者中心化和责任独立化三个主要方面。对"非语言性"道德语境的忽视导致了护理决策缺乏公信力。临床护理决策伦理模式的建构能使护理决策主体充分考虑"非语言性"道德语境,有利于道德争议的有效解决。     

留守初中生同伴侵害与攻击性的关系:链式多重中介模型

为探究留守初中生同伴侵害与攻击性的关系机制,通过构建链式多重中介模型,考察歧视知觉、孤独感和心理韧性在二者关系中的多重中介效应。采用问卷调查法对519名留守初中生进行调查,结果显示：（1）留守初中生同伴侵害的发生率为96.3%,具有普遍性;（2）留守初中生同伴侵害、歧视知觉、孤独感、心理韧性与攻击性之间均呈显著相关;（3）留守初中生的歧视知觉、孤独感和心理韧性在其同伴侵害与攻击性的关系中具有链式多重中介作用;（4）同伴侵害与攻击性关系模型具有一定稳定性,同时在是否留守及单亲与双亲外出留守初中生群体中存在显著差异。研究结果揭示了同伴侵害与攻击性的关系机制,可为探索留守初中生不良同伴关系的教育策略提供参考。     

慢性腹泻首选抗生素治疗利弊的思考

随着随访医学的不断发展和抗菌素的广泛使用,人类的疾病谱发了巨大变化,慢性腹泻病因也由感染为主转变多元化,非感染性原因越来越多。此外,随着人们对抗菌素的副作用、细菌耐药问题以及抗菌素所致的菌群失调引起的不良后果的认识不断深入,要求临床医生必须重新评价慢性腹泻选用抗菌素治疗的利弊。     

“大五”人格剖面：以个体为中心的研究路径

“大五”人格剖面是“大五”人格特质在个体上的高低组合, 充分考虑了人格特质之间的交互作用, 能够反映不同子群体在“大五”人格特质上的数量与质量差异, 是解释以往以变量为中心矛盾性结论的重要途径, 也更契合组织管理实践需要, 对实践有更强的指导意义。“大五”人格剖面数量受到研究情境、样本特征、研究方法等因素的影响, 基于自我适应-自我管理模型可以获取4剖面模型, 且常见的剖面包括灵活适应剖面、普通剖面与执拗剖面。“大五”人格剖面在研究中更多地扮演自变量角色, 探讨其在关键结果变量上是否存在差异。未来可以关注强化“大五”人格剖面研究的理论基础; 加强重复性研究, 识别普适性“大五”人格剖面; 识别“大五”人格剖面的影响因素; 纳入更多人格变量, 更完整刻画人格剖面。     

主动控制感在大脑表征中的时空标记

主动控制感是主动动作过程中产生的控制自身动作, 进而控制外部环境的主观体验。构成动作主动控制感的核心要素是主观意图与结果反馈。本研究试图通过操控这两个核心要素的不同属性, 借助脑磁图等技术, 探寻主动控制感在大脑额-顶为主的脑网络中前-后馈的作用方式及时空特异性标记, 并建构新的认知神经理论模型。这将有利于理解人类动作的产生及后效、为相关精神类疾病的临床诊断提供更加客观的参照标准。     

留守学前儿童接受性语言能力与社会退缩的关系: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为探讨留守学前儿童接受性语言能力与社会退缩的关系及其内部机制,采用教师评定问卷和测量法对484名留守学前儿童进行调查。结果表明：（1）接受性语言能力不仅对社会退缩具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也能通过执行功能的中介作用负向预测社会退缩;（2）执行功能的中介作用受到师幼关系的调节,相对于高师幼关系水平的个体,间接效应在低师幼关系水平的个体中更为显著,具体而言,师幼关系调节了中介的后半路径;（3）此外,在高师幼关系水平的个体中,执行功能对社会退缩的负向预测作用以及执行功能在接受性语言能力与社会退缩之间的中介作用都不显著。研究结果有助于揭示接受性语言能力对社会退缩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对留守学前儿童社会退缩的预防及干预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共情的双刃剑效应：COVID-19心理热线咨询师的继发性创伤应激和替代性创伤后成长

关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期间的心理援助热线咨询师由共情带来的消极和积极影响及机制, 并探究从消极影响转变为积极成长的内在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研究以国内疫情期间, 776名在教育部华中师范大学心理援助热线平台上工作的咨询师(平均年龄42.57岁, 平均咨询经验12.44年)为研究对象, 使用问卷法测量热线心理咨询师的共情、正念、寻求意义、继发性创伤应激(Secondary Traumatic Stress, STS)和替代性创伤后成长(Vicarious Posttraumatic Growth, VPTG)。采用潜变量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分析, 结果发现：(1)咨询师的共情正向预测STS和VPTG; (2) 正念在共情和STS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寻求意义在共情和VPTG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3) 共情还可以分别通过STS、STS-寻求意义、正念-STS、正念-STS-寻求意义的中介路径对VPTG起正向预测作用。该结果提示要辩证看待共情带来的消极和积极影响, 关注从消极反应到积极成长的转变, 这不仅能够深化共情及其影响的理论, 还能为相关研究应用提供启示。     

口译员的认知转换优势

口译可视为一种强化的双语转换活动。与一般双语者相比, 口译员在基于规则(rule-based)的转换与基于任务(task-based)的转换两方面都表现出了优势, 但基于任务的转换优势存在局部转换与整体监控的争议。经初步探索, 口译训练首先带来局部转换优势(单价任务的转换代价), 随后带来整体监控优势(双价任务的混合代价)。口译涉及的高强度语言转换及特殊的语言控制特性可能是影响口译员认知转换优势的因素。上述结果对双语优势及其他相关研究有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