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记忆权衡效应:对复杂情绪刺激的记忆

情绪记忆研究最近一致发现了情绪记忆权衡效应,即人们对情绪事件的中心或核心特征的记忆增强,而对情绪事件的周围或背景特征的记忆受损.该效应证明情绪记忆具有选择性,情绪唤醒可以诱发出多种记忆选择性效应,并具有相当强的普遍性和稳定性,同时受较多主、客观因素的影响.相关理论逐步深入地阐述了该效应发生的可能机制,该效应在注意分配、编码以及编码后加工上的行为证据不断积累,但相关神经机制研究十分缺乏.未来研究应重视该效应的神经与遗传机制以及探讨面孔情绪诱发的记忆权衡效应等.     

说谎行为及其识别的心理学研究

国外关于说谎行为及其识别的心理学研究主要包括对说谎时行为表现的研究、对说谎识别准确率的研究及测谎技术的开发与应用。说谎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但研究显示人们对说谎行为的识别准确率并不显著高于随机判断的概率。说谎者通常所表现出来的与说真话时不同的特点被称为“线索”,人们对说谎线索的看法与说谎者的实际行为表现并不一致。动机、互动特点、个体差异、沟通情境等因素对说谎和识别行为都会产生影响。网络沟通方式下的说谎行为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临床医学教育中的医学哲学

医学哲学是现代医学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医学科学必须与医学哲学相结合才是未来医学教育的发展方向。在以岗位胜任能力为导向的医学教育转型中,培养医学生的哲学思维无疑是其重要环节之一。为适应全球卫生事业的迅猛发展,医学教育务必在临床思维上进行整合。本文从培养合格医学毕业生的角度出发,阐述了医学与哲学的关系、医学教育中的哲学地位及哲学在临床医学教育中的具体应用。旨在提高医学生的哲学理念,促进现代医学教育的转型发展。     

公共卫生实践中诸主体的道德责任

公共卫生伦理的实质是维护公共健康的道德责任,明确其实践诸主体的具体道德责任,即政府应当尽力提供与公正分配公共卫生资源,公众应当追求公共善基础上的合法权利,卫生职业者应当献身职业,进而为维护和促进公共健康利益、减少和预防疾病、降低和最小化风险与伤害提供伦理支撑,也将为公共卫生实践主体提供正确的价值引导。     

道德信仰何以可能——康德道德信仰的理性基础及其现实性重建

与宗教信仰相对立,康德试图要在主体自身理性的基础上确立起对道德的信仰.主体自身"纯粹的实践理性"是康德道德信仰的理性基础.但是,"纯粹的实践理性"存在着现代性道德困境,如果不能化解这一悖论,那么"道德"就难以成为理性存在者的普遍信仰.为此,康德试图以制度公正作为现实中的上帝来确保建立"善恶因果联系"的理性法则.因此,康德的道德信仰的理性基础包括个体的道德理性和制度的道德理性两个方面.尽管由于康德的矛盾心态和他所处的社会现实,他的政治与道德一体的实践哲学最终是不彻底的.但康德的意义无疑可以帮助我们把对道德信仰的思考从"纯粹的实践理性"导向更加理性和成熟的"实践的理性".     

中学生群体对贫困生的外显与内隐刻板印象

研究聚焦中学生群体探讨其对贫困生的外显与内隐刻板印象。研究1采用人格词汇学方法通过开放式问卷从外表外貌、性格、行为习惯、学习和人际交往5个方面考察中学生对贫困生的外显刻板印象,结果发现：中学生对贫困生的外显印象包含积极、消极和中性三类。研究2采用单类内隐联想测验考察中学生对贫困生的内隐刻板印象,中学生完成相容任务（贫困生+消极词）的反应时显著低于不相容任务（贫困生+积极词）,研究表明：相对于积极印象,中学生群体对贫困生的内隐刻板印象更倾向于消极,即中学生群体对贫困生持有消极内隐刻板印象。     

社会网络分析在心理研究中的应用

个体不是孤立存在的, 其心理与行为的变化常依赖于与他人存在的关系。社会网络分析正是考虑到了这种依赖性, 发展出相应的处理关系变量的方法。在介绍社会网络理论的中心思想、社会网络分析的基本概念、数据表示方法和研究方法以及在个体水平和关系水平上的静态统计模型后, 使用UCINET软件展现了处理关系数据的基本步骤, 并简述社会网络分析在人格心理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和管理心理学中的应用。     

类比推理的眼动研究:揭示个体类比推理策略发展的有效手段

近年来,研究者利用眼动技术具有高时间精度的优势,探明不同年龄群体完成类比推理过程的眼动模式特点并得出其在进行类比推理时所使用的策略。基于类比推理的眼动研究发现了三种典型的类比推理策略——项目优先策略、结构匹配策略和语义限制策略。成人更多表现为项目优先策略,儿童更多表现为语义限制策略。未来研究可以优化类比推理眼动指标,尤其是全局扫视路径的计算方法,并重点关注特殊群体的类比推理眼动模式以及关注类比推理策略与其他认知能力的交互作用。     

青少年风险决策的发展认知神经机制

随着认知神经科学技术的发展, 青少年风险决策的发展认知神经机制成为了新近的一个热点课题。从双系统理论模型(社会情感神经网络系统、认知控制神经网络系统)出发, 对与青少年风险决策相关的大脑结构、功能的变化进行了阐述, 重点分析了新近的大脑功能连接、脑网络的研究; 阐述了青少年风险决策认知神经机制的主要理论模型：双系统模型和三角模型。未来研究还应加强对认知神经机制理论模型的检验、整合和创新, 从社会认知神经科学的角度深入研究社会参照系统(同伴关系、亚文化等)在青少年风险决策中的作用及机制, 以及从认知神经层面如何预防和干预青少年高风险行为。     

社会不平等如何影响低地位者的系统合理信念

系统合理信念反映了人们的系统支持态度,即对社会系统公正性、合理性、正当性的感知,以及相应的支持和维护社会系统的态度。以往关于社会不平等与低地位者系统合理信念的关系形成了两种对立的理论观点。一方面,社会认同理论等自利取向的理论认为,严重的不平等不利于低地位者维护自我及内群体利益,因此会损害其系统合理信念;另一方面,系统合理化理论却提出,在不平等更极端（而非平等）的社会中,人们（甚至是低地位者）反而更可能合理化不平等,表现出更高的系统合理信念。实证研究中,两种观点分别得到了一些研究的支持,但同时也面临很多质疑。 面对上述分歧,本文提出了一个整合性的解释框架,即“社会不平等影响低地位者系统合理信念的双路径模型”。该模型认为,自利取向理论与系统合理化理论其实并不矛盾,而是共同解释了不平等与低地位者系统合理信念关系的“全貌”。因此,理论争议的焦点不在于不平等究竟增强还是减弱低地位者的系统合理信念,而在于分析不平等增强或减弱低地位者系统合理信念的不同条件（即认知基础）及其内在机制（即动机基础）。 第一,在认知基础方面,不同于以往研究仅关注不平等“量”的程度及其与系统合理信念的线性关系,该模型认为还应关注不平等“质”的差异及其不同效应,即关注低地位者对不平等的认知过程。一方面,严重的不平等损害低地位者个人或群体的现实利益,构成一种现实威胁;另一方面,严重不平等的社会现状与人们关于社会系统公正性、合理性的信念相冲突,构成一种象征威胁。 第二,在动机基础方面,低地位者的自利动机与系统合理化动机分别使其反对或维护不平等现状,且两种动机彼此冲突;不同于以往研究采用对立视角考察两种动机,或是过于强调二者之一的作用;该模型认为,两种动机是并存的,相互之间并非全或无的关系。因此有必要厘清二者发挥作用的条件,即什么影响二者孰强孰弱,又是什么决定了何者发挥主导作用。 第三,区分不平等“质”的差异是厘清自利动机与系统合理化动机如何发挥作用的关键。换言之,不同动机为低地位者反对或维护不平等现状提供了动力,而何种动机发挥主导作用则取决于低地位者如何对不平等进行认知。具体而言,当凸显不平等在个体或群体水平的现实威胁时,更可能激活低地位者的自利动机（进而抑制其系统合理化动机）,继而损害其系统合理信念;而当凸显不平等在系统水平的象征威胁时,更可能激活其系统合理化动机（进而抑制其自利动机）,继而增强其系统合理信念。 “双路径模型”通过分析不平等影响低地位者系统合理信念的不同认知基础,进而厘清不同动机的作用,将以往研究中看似矛盾的结论整合于一,为理解不平等对低地位者系统合理信念的影响、解释两种理论的“分歧”提供了一种整合框架,需要未来研究进一步检验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