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U患者出院后重返工作岗位相关研究进展

通过查阅国内外文献,从综合ICU患者出院后重返工作岗位相关概念及现状、影响因素（包括人口统计学因素,社会心理学因素,院前、院内、院外相关因素）及干预措施（包括早期康复活动、ICU患者出院后随访、社会支持）四个方面进行综述,同时提出了促进ICU出院后患者重返工作岗位的建议及未来展望,旨在为学者开展ICU出院后患者重返工作岗位相关研究提供参考、为临床工作人员促进ICU患者康复提供护理干预建议,也为社会工作者提供就业指导。

     

多重关系视角下心理咨询的伦理风险治理

多重关系是心理咨询的一项重要伦理议题,也是影响心理咨询服务质量的主要因素。以多重关系为视角,系统性梳理心理咨询的伦理风险、评析国内服务环境现状,解读域外伦理和法律规范的治理逻辑。对于心理咨询服务缺乏有效治理的问题,建议以伦理规范为基础,在伦理规范中建立相应的预判机制、督导机制和约束机制,在立法中确定心理咨询师对多重关系的预防义务、风险应对义务,建立心理咨询督导制度。最终形成和完善由政府部门、行业协会等利益相关方参与的共同治理法治框架。

     

不给予或撤除生命维持干预与安乐死、消极安乐死的概念辨析

不给予或撤除生命维持干预是临床实践中常见且棘手的伦理学问题。该问题的讨论应建立在清晰的概念之上,但不给予或撤除生命维持干预常与安乐死、消极安乐死和尊严死等概念混淆,引发误解。重新定义安乐死和消极安乐死具有理论和现实的紧迫性。基于汤姆•比彻姆和阿诺德•戴维森提出的安乐死定义,提出消极安乐死的定义。基于该定义,认为不给予或撤除生命维持干预与消极安乐死为交叉关系。鉴于安乐死概念的争议及其富含的感情色彩,强调讨论生命维持干预的使用时应区分事实与价值,并建议慎用或弃用安乐死与消极安乐死。

     

“为癌症患者心理赋能”的临床干预路径

“为患者心理赋能”是近年来医疗健康领域出现的一种新的积极医疗照护理念,其关注点是个体的能力而非缺陷,它强调医疗实践应该为改善健康和生活质量建立患者激励结构。首先梳理了赋能的概念发展与心理结构,随后引证多个实证研究总结出为癌症患者心理赋能的四条临床干预路径,指出医患共同决策、同伴支持、赋能教育以及认知行为压力管理的赋能价值。最后结合已有成果和研究中发现的问题,提出癌症心理赋能干预发展建议,有利于进一步开展临床研究和实践探索。

     

比较视阈的中美医学伦理学教学——以武汉大学与芝加哥大学为例

中美两国都很重视医者人文素质的培养, 都重视医学伦理学教学。在与芝加哥大学的交流活动中, 武汉大学积极总结经验, 锐意改革, 取得了若干成果。其值得推广的经验包括:注重医学伦理教育的持续性, 构建长效教育机制;注重医学基础课程的道德教化功能, 形成隐性的医德渗透机制;注重临床医生的参与, 确立理论与实践的融通机制;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特色与医疗现状, 培育域外教学方法的本土化机制;重视医学伦理学学科建设, 建立生命伦理学与医学伦理学的整合机制。     

中西哲学会通视野中生命教育的认知与实践

生命教育作为高等医学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得到了广泛认可。然而,在现阶段由于实践上的片面强调以及理论上的粗浅阐释,关于生命教育的研究仍是处在一个有待深化与拓展的层次。而从哲学的视野开拓对生命教育的认知,进而从中西方哲学会通的视野深化这一认知并挖掘其思想传统与相互的共鸣之处,则是对这一现状的积极回应。它具有非常重要的必要性,也有助于深化对生命教育的认知与提升对生命教育的实践。     

辅助生殖技术随访工作中的伦理原则探讨

随着人类辅助生殖技术 (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ART) 的发展, 术后进行的定期随访工作在ART中的伦理学问题不断凸显, 有必要对其重视及规范。从伦理原则角度探讨了ART随访工作中存在的诸多伦理学问题, 即个人隐私权保护的缺失、知情同意的形式化、医源性多胎的伦理困境等。保密互盲、知情同意、保护患者、保护后代等伦理原则监督和规范ART近期及远期随访工作, 对于引导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健康发展, 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临床医学专业人文精神教育误区探析

我国临床医学专业人文精神教育一直存在误区, 误将医学人文知识的多少等同于医学人文精神的高低;重视医学科学教育, 忽视医学人文教育;误将人文精神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素质教育等同;过分夸大医学人文与医学科学的对立, 错误定义二者的关系;浮夸的技巧教育掩盖了医学人文教育的实质;传统的封闭式教学扼杀了医学人文精神教育的深入发展。只有正确认知医学人文精神教育的误区才能更好地做好医学人文精神教育, 为医学人文精神教育的发展做出贡献。     

从伦理辩护到国家权力、个人权利界限的划定——公共卫生领域特殊伦理冲突的和解之道

在流行病防控等公共卫生工作中,为了维护公共健康不得不侵犯传染病患者的个人权利,这是公共卫生领域不同于临床医学的特殊伦理冲突。虽然有学者分别依据“效果论”、“差异原则”和“公共善优先”为公共健康的优先性进行了辩护,但都不能与医学伦理学的个体论视角相融洽。实际上,固守单一的理论视角是伦理冲突和解的最大障碍,只有改变单一视角,才能开启理论的兼容性。伦理辩护必须转化为实践智慧,即必须在公共卫生实践中实现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的有序协调,使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利坚守各自的界限。     

伦理委员会持续审查制度建设探讨

持续审查作为伦理审查的重要环节, 是保护受试者的重要机制。但在我国的伦理审查实践中, 持续审查却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规范。究其原因, 不仅是因为相关法律法规的缺失, 还因为在执行层面也缺少相对明确和具体的制度和标准操作规程。在借鉴美国持续审查制度建设相关经验的基础上, 结合北京大学生物医学伦理委员会制度建设实践, 对持续审查的范围、频率、形式、内容和标准等问题展开论述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