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符号数量表征和符号分数表征的关系

个体学习符号分数的一个关键是能对其数值形成准确表征。现有研究假设符号分数表征的认知基础是人类自婴幼儿期就具有的非符号数量表征(如表征两个集合各自的数量, 或两个数量的比例)。其证据包括表征非符号数量(尤其是非符号数量比例关系)和表征符号分数在行为和大脑神经活动层面上都表现出相关性。然而要说明非符号数量表征是符号分数表征的认知基础, 还需更多研究表明两者在数量概念上的独特相关和因果联系, 并阐明符号分数表征形成的认知机制。     

语言熟练度对Stroop效应的影响——不平衡双语者的任务态fMRI研究

目的:探讨语言熟练度对Stroop效应的影响及其背后的脑机制。材料与方法:17位被试参与本研究。被试母语为汉语,第二语言为英语。在被试完成中英文的stroop色字的任务过程中对被试进行fMRI扫描。结果:在色字相一致的条件下,中文任务与英文任务相比,双侧背侧枕叶及右侧背外侧前额叶有更强的激活; 反向比较,双侧腹侧枕叶有更强的激活。在色字不一致的条件下,中文任务与英文任务相比,双侧背外侧前额叶、右侧枕下回有更强的激活; 反向比较,并无显著激活的脑区。此外,中文Stroop效应引起左侧额下回显著的激活。英文Stroop效应中,左侧额下回无显著激活。结论:结合前人研究,我们得出,语言熟练度影响了对注意控制有重要作用的背外侧前额叶以及与反应抑制有关的左侧额下回在Stroop任务中的参与程度,进而影响了Stroop任务的表现     

经济不平等对阶层流动感知的影响及其机制

经济不平等是影响阶层流动感知的重要因素。研究发现,经济不平等可能抑制、也可能提升阶层流动感知。在梳理两者之间复杂关系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经济不平等影响阶层流动感知的作用机制模型。经济不平等可能通过影响不同的心理过程,继而对阶层流动感知产生抑制或提升作用;此外,两者关系也会受到微观个体因素和宏观社会因素的调节,从而呈现出不同的关系模式。未来研究应进一步考察和完善经济不平等影响阶层流动感知的整合模型。     

中英双语者情绪注意偏向中的双语优势效应

采用改进的点–探测范式,考察熟练双语者在情绪注意偏向中对情绪信息加工的优势效应及该效应产生的原因。采用2（熟练双语者和非熟练双语者）×3（靶刺激与消极词汇出现的位置一致、不一致和中性条件）×2（线索呈现时间为100 ms和400 ms）的混合实验设计,记录被试对靶子的按键反应时和错误率。结果发现：线索呈现100 ms和400 ms时,两组被试在注意定向分数上无显著差异;线索呈现100 ms时,两组被试的注意解除分数无显著差异;线索呈现400 ms时,熟练双语者的注意解除分数显著小于非熟练双语者。结果表明,在情绪注意偏向任务中,熟练双语者比非熟练双语者表现出了对情绪词汇信息更好的注意抑制控制能力,体现出对情绪信息加工的双语优势效应,产生这一优势效应的原因是熟练双语者在注意的晚期阶段比非熟练双语者具有更好的情绪信息注意解除能力。     

达米特论意义和真

达米特的反实在论意义理论在当代语言哲学中占据重要地位.本文主要分析了他对"意义"和"真"这两个概念的解释,指出他的意义理论完全是一种形式说明,或者说,是对意义理论本身的形式构造.同时,达米特反对用真值条件来解释意义,主要是根据他对"真"这个概念有着不同的理解:他把"真"看作我们在具体场合说出的句子的属性.达米特的思想受到了各方面的批评,他也在这种批评和反批评过程中不断完善自己的思想.     

Inhibition of return to occluded objects

Since many visual objects are vulnerable to occlusion, an active process that tracks objects behind occluders confers considerable ecological validity to the visual system. We studied this possibility by testing whether inhibition of return can be observed with occluded objects. In our experiments, two moving objects disappeared or reappeared behind occluders while a cue and a probe were presented. Contrary to the results of a previous study (Tipper, Weaver, Jerreat, & Burak, 1994), responses were consistently delayed for the cued object that was occluded when it was cued (Experiment 1), when it was probed (Experiment 2), or both (Experiment 3).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attention can select occluded objects that are out of view. Our findings are in line with prior studies that have demonstrated similar perceptual/attentional effects for occluded objects, as well as for visible objects.     

情绪领导力：概念、测量、发展与模型建构

情绪领导力是指领导者基于自身情绪能力, 通过情绪传染和策略运用来有效管理组织成员的正性和负性情绪, 充分发挥不同情绪的有利效价, 营造应景的组织情绪氛围, 带领组织成员为实现组织共同目标而奋斗。目前, 情绪领导力的测量主要是借用情绪智力量表, 缺乏标准化工具。情绪领导力的研究发展经历3个阶段：以领导情绪能力为中心、以领导情绪传染为中心和以情绪领导力为中心。基于各阶段研究梳理, 建构整合模型：遗传基因、人格和情绪特质对情绪领导力起预测作用, 大脑活动(右侧额叶)与情绪领导力互为因果关系。情绪领导力通过直接和间接两条路径对个体和组织层面的领导效能产生显著影响。未来研究应加强对概念、测量、调节机制、生物基础、组织层面议题和跨文化对比等方面进行探讨。     

道德直觉决策及其机制探析

道德直觉决策研究是从直觉思维角度探讨决策者在道德境遇下的决策。道德直觉决策是道德情境下的直觉反应, 其理论基础包括躯体标记假说、社会直觉模型、双加工理论、事件特征情感复合体系以及双系统理论; 道德直觉决策机制至少包括：无意识加工、情绪加工和直觉加工三个基本的心理加工过程, 与之对应的神经系统则至少存在三个可能的脑神经回路：无意识加工的道德脑区、情绪加工的道德脑区和直觉加工的道德脑区。研究主要从客观和主观两方面分析了道德直觉决策的一般性影响因素--文化、道德境遇、经验、情绪和道德直觉; 揭示了道德直觉决策的加工机制。未来研究应在加强理论建构的基础上, 通过更缜密细致的实验设计去探究决策过程中各因素的交互作用, 并明确道德脑区之间的联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