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症患者识别情绪词时执行功能实验研究

为了研究抑郁症患者识别汉语情绪词时的执行功能特征,采用神经扫描仪STIM刺激反应系统记录16名抑郁症患者和18名正常对照组执行四类Go／No go汉语情绪词识别作业时的反应时和正确率,抑郁自评量表(SDS)评价抑郁严重程度,自动思维问卷(ATQ)评价负性认知偏差程度。结果发现,识别正／负性词时抑郁症组反应时均明显延长,正确率明显降低。组内方差分析显示,随着情绪词识别作业难度增加,正常对照组正／负性词反应时缩短,正确率逐渐提高,且不受双重作业任务的影响。抑郁症组则表现为反应时延长,正确率变化不明显。重复测量多因素方差分析显示。词性、作业、组别间因素对反应时的主效应均有显著性意义;组别间因素对正确率的主效应均有显著性意义。抑郁症患者SDS、ATQ分与反应时、正确率相关无显著性。提示抑郁症患者区分正负性汉语情绪词时存在执行功能障碍。     

心理实验系统E-Prime介绍及其应用

心理实验正在进一步计算机化,文章介绍了这种发展趋势,概述了心理实验系统的发展,并重点介绍了标准化实验系统E-Prime。文中概述了E-Prime的功能及其与DMDX的比较,介绍了E-Prime作为实验教学系统和实验生成系统在实验教学和实验研究的应用,讨论了E-Prime应用中的一些问胚。     

声旁位置对形声字命名规则性效应的影响

已有证据表明, 低频形声字的命名存在规则性效应, 高频字则没有表现。但是, 这些研究所使用的全部或大部分实验材料可能均为声旁在右的字, 其结果也许仅能反映声旁在右字的加工规律。本研究通过三个实验考查了声旁在左与在右两种左右型字和声旁在上与在下两种上下型字的规则性效应, 探讨声旁位置对形声字命名规则性效应的影响。实验一仅考察了声旁在右的字, 结果重复了先前没有操控声旁位置研究中出现的低频字的规则性效应, 还发现高频字命名规则性效应的逆转; 实验二考察了声旁在左与在右的字, 发现声旁在右的低频字存在规则性效应, 而声旁在左的低频字则出现了规则性效应的逆转, 但声旁在右的高频字并不存在逆转; 实验三考察了声旁在上与在下的字, 发现声旁在下的低频字和声旁在上的高、低频字都出现了规则性效应, 而声旁在下的高频字则存在规则性效应的逆转。这些结果提示, 如果声旁在整字中处于易被激活的位置(右侧或下侧), 在低频字中会倾向于出现规则性效应, 在高频字中则可能出现逆转或缺乏规则性效应, 这也许会受到字频的制约; 在低频左右型字中声旁位置的改变也会导致命名规则性效应方向的转变, 但在低频上下型字中的表现要相对较弱。可以推测, 声旁位置是一种形声字的亚词汇成分的空间属性, 可以决定声旁语音激活的便利性; 整字字频则是一种词汇属性, 会通过调节整字的语音激活, 影响声旁语音作用于整字命名的亚词汇加工机制, 最终决定规则性效应的方向。     

视觉空间注意研究中的N2pc成分述评

N2pc与空间选择性注意密切相关, 反映了一种对当前任务相关刺激的注意分配过程。N2pc自我特性的研究主要涉及理论解释、测量方法、源定位以及影响因素等方面, 而其实验范式主要有视觉搜索和视觉短时记忆搜索两种范式。以N2pc为指标的研究主要分为与视觉空间注意相关的基础性研究和应用性扩展研究。今后N2pc的研究应该在不断深入细化自身特性研究、做好基础性研究的同时, 更多的向应用性扩展研究拓展。     

信任修复：研究现状及挑战

信任被破坏后如何修复是当前信任研究中未解的问题之一。有效的信任修复应关注整个关系, 包括信任、消极情感和消极行为三方面的内容; 修复结果可能出现矛盾状态, 且在某些情况下无法被彻底修复。现有关于信任修复的理论过程主要有归因、社会平衡和结构, 其研究视角经历了从单方向交互作用的转换, 当前研究更关注修复策略与修复效果之间的调节变量。今后研究应重视归因、人际和结构过程的整合, 尝试结合现场跟踪研究和个案研究以提高结果的外部效度, 以及考虑时间、社会情景和情绪对信任修复的影响等。     

教师上级信任、知识分享与工作绩效的关系

知识分享和组织信任能够有效提高绩效,已在企业组织中得到证实,但在学校组织中是否成立及作用路径如何鲜有实证研究探讨。本研究以天津市10所学校的168名教师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探讨教师对直接上级的信任、知识分享及教师工作绩效之间的关系。路径分析结果显示：教师上级信任和知识分享的不同维度对教师工作绩效的影响存在差异;教师知识分享的质量在教师上级信任的依赖维度与工作绩效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数量表征的符号特异性和符号非特异性

数量表征(numerical representation)指与特定数量相联系的心理表征。长期以来抽象的数量表征假说占据主导地位, 但随着自动化加工范式和脑成像技术的发展, 数量表征存在符号特异性的证据已不断涌现。其中, 最近有两个理论认为数量表征可能同时存在符号特异性和符号非特异性。计算的模型假说提出非符号数量和符号数字在总和编码阶段具有符号特异性, 而在之后的位置编码阶段具有符号非特异性。双重编码的延伸假说则认为数量表征在自动编码阶段具有符号特异性, 然后在有意编码阶段, 受任务要求影响, 数量表征向实时的抽象表征过渡。已有大量行为和神经基础研究为以上假说提供了证据, 但数量表征动态变化的内在机制和脑区还有待探索, 未来应该在发展、跨文化、自动加工范式与神经成像相结合、单细胞记录技术等方向继续开展数量表征研究。     

音乐绝对音高信息加工的脑机制

音乐绝对音高(absolute pitch, AP)一直是音乐心理学者感兴趣的问题。AP能力是一种特殊的音乐能力。ERP研究表明具有AP能力的群体只需较少的认知资源进行音高加工, 同时不同AP能力的加工机制也不同; 功能神经成像研究表明大脑左侧额叶背侧后部和左侧颞叶平面对AP加工发挥重要作用; 脑结构研究发现AP群体的某些脑区皮层厚度低于没有绝对音高能力(Non-AP)群体, 这可能与AP特殊的加工机制有关。AP能力形成需要先天遗传和后天环境的共同作用, 其相互作用的脑机制需结合行为遗传学的研究方法及成果。     

The Compatibility between Bodhisattva Compassion and ‘No-self’

Since arguably Bodhisattva Practice (bodhisattva-carya) is the foundation of Mahayana Buddhist ethics, it is significantly important for Bodhisattva compassion to be compatible with other Buddhist doctrines, specifically with the doctrine of ‘no-self ’ (anatta). There are two thoughts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compassion and ‘no-self ’: they are compatible or incompatibility. Most Buddhist authors accept the former view. However, the principal problem with the two views is that their arguments have not been singled out. So the acceptance or denial of the compatibility may not be well grounded. This paper is to identify and evaluate the arguments for and against the agreeability, and to defend the compatible view.     

非母语语音短期学习的年龄效应

采用短期人工训练的范式,选取没有任何朝鲜语经验的二年级儿童、五年级儿童和大学生为被试,以一对朝鲜语语音为材料,探讨非母语语音学习的年龄效应。被试分别在学习前和每天学习后完成语音分辨测查。结果发现:(1)汉语被试辨别朝鲜语紧音/k^*/和松音/k/时存在困难;(2)在学习前,大学生的语音辨别正确率最高,五年级儿童次之,二年级儿童最低;(3)学习后,二年级儿童辨别成绩的提高量高于五年级儿童和大学生。该结果支持了学习非母语语音的年龄越小,学习效果越好、学习速度更快的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