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创造生命”吗？

人造细胞是现代生物科学技术中的热点问题之一,由人造细胞及其衍生出来人造生命的伦理问题也备受关注,关于是否应该继续研究人造生命,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各执其词。以克莱格·文特“创造人造细胞”事件为切入点,回顾了人造生命的历史,简要介绍人造细胞的产生过程,分析人造细胞的正面和负面影响;同时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为医学伦理问题的研究提供不同的维度与角度,让人们对人造细胞产生的道德问题做出更全面的判断。     

非良基集合的域和分类

本文介绍正则互模拟理论并比较了正则互模拟的外延性大小,通过对非良基公理之间不相容的条件的讨论,我们进一步比较了由正则互模拟决定的非良基集合域的大小,最后对非良基集合论FAFA、SAFA和AFA中的非良基集合进行了分类。     

法律决策中案件相关性及消减策略对后见偏差的影响

考察法律决策中案件自我相关对后见偏差的影响以及减少后见效应的策略.实验采用3(有无策略:后见组、分散注意组、指导组)×3(间接相关:无相关、积极相关、消极相关)两因素被试间实验设计,采用自编两个案例及问卷测查法律决策中的后见效应.实验结果发现,与积极相关和无相关的决策结果相比,在消极相关情境下更多的模拟法官认为法律案件中被告的行为存在过错,且所评定的过错严重程度更高.在法律决策中,案件的间接自我相关性会使后见效应对于被告过错的认定产生不同的影响.同时,两种策略都能够有效减少法律决策中的后见偏差.     

刷微博，让焦虑的人更焦虑——特质焦虑对青少年注意情绪刺激的影响

采用自由观看眼动追踪范式,考察特质焦虑青少年在观看情绪面孔图片过程中的眼动轨迹。结果发现,高特质焦虑组对愤怒和恐惧面孔的首次注视到达时间（TFF）较快,首次注视持续时间（TFD）较短;低特质焦虑组对愤怒和恐惧面孔的TFF虽然稍早于平静面孔,但差异不显著。在刺激呈现1000ms之后,高特质焦虑组对愤怒和恐惧面孔的注视次数（FC）较多,平均注视持续时间（AFD）较短。低特质焦虑组对愤怒和恐惧面孔的FC较少,AFD较长;这就表明,高特质焦虑青少年在认知加工早期对威胁性刺激注意定向加速,没有注意解除困难,呈现“浅尝辄止”现象。而在认知加工晚期,他们则对威胁性刺激存在“反刍”现象。     

大学生自我认同感的差异

通过访谈法自编大学生自我认同感调查问卷,对某大学100名在校本科学生进行调查,统计分析得出：（1）男女大学生在家庭认同上差异最为显著（df=1,x^2=7．272．p〈O．01）,在姓名认同（df=l,x^2=3．898,p〈O．05）、性别认同（df=l,x^2=4.034,p〈0．05）、容貌认同（df=l,x^2=4．061,p〈O．05）也存在蓿显著的差异;（2）文理科大学生在家庭认同上存在着显著性差异（df=l,x^2=5．394,p〈O．05）;（3）城镇与农村大学生在学习成绩认同上存在着显著性差异（df=l,x^2=4.823,p〈0.05）。     

句子先提述的参与者在可提取性上的优势现象

下述五个实验就汉语句子成分（包括句子的参与者及其动作）的提述次序对其可提取性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１）句子先提述的参与者比后提述的参与者容易被提取,提述的次序对参与者的可提取性有明显影响。（２）先提述参与者的这种优势与句子呈现的方式有一定的关系。（３）在系列呈现的条件下,先提述参与者的易提取性与探测词呈现的延迟间隔有关。（４）在系列呈现的条件下,参与者以名词形式出现时,被试的反应速度较快,而参与者以名字的形式出现时,反应则较慢;在同时呈现的条件下这种差异基本消失。（５）句子参与者的行动（即句子的动词）的提述次序对其可提取性也有明显的影响,说明提述次序对句子成分的可提取性的影响,不只限于句子参与者本身。     

隔代“亲”的社会心理解析

隔代抚育中出现了普遍的隔代“亲”现象。本文分别从文化传统（血缘宗亲）、心理需求、社会现实、补偿心理等几个方面来阐述隔代“亲”的成因。     

CAT选题策略分类概述

选题是计算机化自适应测验（CAT）测试过程的关键环节,选题策略的目标是要达到较高的测量精度,同时也实现试题曝光率控制及其他测验目标的实现.本文根据选题策略的基本原理和衍生发展,将众多CAT选题策略分为五大选题策略系列：Fisher函数系列、K-LI函数系列、α分层系列、贝叶斯系列、b匹配系列;并根据测验目标（测验精度、试题曝光率控制、内容平衡、多条件约束）对这些选题策略进行了细分,并对CAT选题策略的选择思路进行归纳.     

音乐对希望感的影响

过去的研究发现,在经历挫折后,相比于不听音乐,听积极音乐能提升人们的希望感。然而,研究者并不清楚积极音乐和消极音乐在提升希望感上是否存在差异,也不清楚这种差异是否由于两种音乐在诱发的积极情绪或消极情绪的差异造成的。文章通过三个实验来考察这些问题。实验一发现,在无挫折的情况下,积极音乐相比消极音乐诱发了更强的希望感。实验二发现,这种效应同样存在于人们回忆挫折之后,并且是积极情绪在其中起中介作用。实验三则通过设置控制组进一步发现,这种效应是由积极音乐对希望感的提升作用和消极音乐对希望感的降低作用共同引起的。文末讨论了该发现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