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人整体运动敏感性降低的脑灰质体积变化基础

本研究使用多体素模式分析方法和随机点阵范式,首次探索了老年人整体运动敏感性（GMS）下降和其脑灰质体积下降间的关系。结果发现,老年人GMS显著低于年轻人,老年人V5/MT、V3和额顶等脑区灰质体积显著小于年轻人;V5/MT和V3区的灰质体积信号可以有效预测个体的GMS。结果提示,V5/MT区和V3区,特别是V3区的灰质体积下降可能是老年人GMS下降的主要原因;而基于“去分化假设”,全脑范围内其余脑区的灰质体积下降可能也在一定程度上与老年人GMS下降有关。     

医学生服务社区农村意向的调查与思考

医学生服务社区农村，是加强社区农村卫生服务体系队伍建设的必要条件。通过对不同专业（方向）高年级医学生服务社区农村就业意向的调查和相关资料分析，对我国社区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人才培养模式进行了探讨，为建立健全中国式社区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人才培养体系提供参考。     

环氧化酶-2研究的历史回顾与启示

通过对COX-2研究的回顾,阐明了COX-2在炎症增生,及在肿瘤的发生发展中的作用,认识到了COX-2作为肿瘤的化学预防和治疗靶点的前景.并从哲学的观念阐明了在COX-2研究过程的体会和认识及展望,认为用联系的观念和辨证的观念进行科学研究,可以触类旁通,获得更加可靠的证据,更快地得出真实的结论.     

在什么情况下员工会汇报差错?基于秘密分享视角

差错在工作场所中并不鲜见, 然而有关差错诊断的研究相对匮乏。基于此, 以员工主动差错汇报为切入点, 分析影响员工差错汇报的因素。结合秘密分享框架, 提出差错特点(差错严重性与可见性)对员工的焦虑感、反刍和汇报责任感产生正向影响; 而焦虑感、反刍和汇报责任感会促使员工采取差错汇报行为, 由此上述个体感知中介差错特点与差错汇报之间的关系; 此外, 个体责任心、领导容错性以及团队心理安全会作为边界条件进一步影响上述员工犯错后的感知, 并最终影响其差错汇报行为。     

品管圈在持续改进护理质量管理中的实践与探索

应用科学的管理工具使经验性管理逐渐转向科学化管理是提高护理质量管理水平的关键.近年来,品管圈(quality control circles,QCC)作为一种科学的管理工具逐渐被引入护理质量管理中.2013年初我院护理部组织成立了"外科品管圈推动小组",推动开展QCC,督促指导临床护理单元成立了9个品管圈.QCC的开展促进了临床护士主动参与管理的意识,掌握并运用现代质量管理的手段和工具,共同发现和解决问题,用实证改善临床的管理,掌握科学化的管理技能,不断提高临床护理质量.     

江苏省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筹资公平性评价

运用泰尔指数对2009年～2011年江苏省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和支出数据进行分析,比较苏南、苏中和苏北各区域间的差异,评价江苏省城镇居民医保筹资的公平性状况.结果显示,相比较于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出院人次,以参保人口为权重对江苏省城镇居民医保基金收入和支出的公平性影响较大,且参保人口的差异加剧了各地区间基金收入和支出配置的不公平性;城镇居民医保基金收入和支出总体差异主要由区域内差异引起,但各地区间差异也很明显.     

用于企业人事管理的《企业管理能力倾向测验》

《企业管理能力倾向测验》（简称ＭＡＴ）的开发满足了企业改革的需要,企业管理职业能力倾向被界定为一种介乎于一般智力和具体的知识,技能之间的心理特点,ＭＡＴ主要考究受测者与做好企业管理工作有关的那些影响较广,比较稳定,潜在的,不易受到环境影响的能力,ＭＡＴ包括言语理解,数量关系,逻辑推理,资料分析和思维策略等５个部分,ＭＡＴ经过两次预测和课目筛选,常模样本包括２６个省市的１４９家企业２８１４名中层以上     

浅论新医改背景下医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

新医改的实施愈发彰显医学人文精神的必要性,对医务人员的人文精神提出了更高要求,实现新医改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战略目标,医学教育承担着重要的任务,医学院校应把握新医改的人本特点以及医务人员为适应新的卫生需求而应该具备的能力为导向,形成新的医学人文精神培养模式.     

Emotional Intelligence,Social Problem‐Solving Skills,and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 Study of Chinese Undergraduate Students1

This study examines how emotional intelligence (EI),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roblem‐solving skills were linked to depression and life dissatisfaction in 144 Chinese undergraduate students in Hong Kong. Factor analyses of questionnaire responses yielded 3 separate dimensions of depression (affective, somative, and cognitiv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howed that EI (self‐emotions appraisal and use of emotion) was linked to somatic and cognitive symptoms of depression, after controlling for personality. Also, social problem solving was linked to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nd moderated its links with personality and EI. These results underscore the differences among the links between the components of EI and of psychological health, and support the possibility of promoting people's psychological health through EI and social problem‐solving interven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