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门户理论视角下的青少年物质成瘾

青少年物质成瘾行为受到普遍的关注, 成瘾物质滥用的机制一直是学者们探讨和研究的焦点。门户理论提出青少年发展成严重药物滥用者的过程存在顺序和阶段特征, 合法物质的使用会增加发展为非法药物使用的风险, 这种顺序效应得到了实证研究的支持。本研究在综述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发现, 基于门户理论视角下青少年药物使用存在顺序效应, 但以往研究仍然存在一些不足, 例如药物使用顺序的不固定, 解释范围有限, 内在机制不清楚以及各种影响因素缺乏整合等。未来可以扩展研究对象和范围, 以深入研究顺序效应的内在机制。     

Repetition Priming Effects in Proficient Mandarin–Cantonese and Cantonese–Mandarin Bidialectals: An Event-Related Potential Study

The present study adopted a repetition priming paradigm to investigate the bidialectal (bilingual) representation of speakers with different native dialects by event-related potential (ERP) technique. Proficient Mandarin–Cantonese and Cantonese–Mandarin bidialectals participated in the study. They were required to judge whether a word was a biological word or not, when the words (target word) were represented under four types of repetition priming conditions: Mandarin (prime)–Mandarin (target), Mandarin (prime)–Cantonese (target), Cantonese (prime)–Cantonese (target) and Cantonese (prime)–Mandarin (target). Results of reaction time and accuracy primarily indicated larger repetition priming effects in Mandarin–Mandarin and Cantonese–Cantonese (within-language) conditions than that in Mandarin–Cantonese and Cantonese–Mandarin (between-language) conditions. But more importantly, P200 and N400 mean amplitudes revealed distinct repetition priming effects between two types of participants. Specifically, both P200 and N400 indicated that the repetition priming effect in Mandarin–Mandarin condition was larger than that in Cantonese–Cantonese condition for Mandarin–Cantonese participants, whereas it was opposite for Cantonese–Mandarin participants. In addition, P200 also suggested opposite patterns of repetition priming effects in between-language priming conditions for two groups of participants. The repetition priming effect in Mandarin–Cantonese condition was larger than that in Cantonese–Mandarin condition for Mandarin–Cantonese participants, while for Cantonese–Mandarin participants, it was opposite (Mandarin–Cantonese < Cantonese–Mandarin). The results implied a clear asymmetric representation of two dialects for proficient bidialectals. They were further discussed in light of native dialect and language use frequency.     

高功能孤独症幼儿空间工作记忆的组块加工缺陷

孤独症谱系障碍者存在空间工作记忆加工缺陷,其具体受损环节尚不明确。组块是一种有效的策略性信息编码方式,是空间工作记忆的关键环节。高度结构化的刺激容易形成高水平组块,因此,刺激结构化程度对记忆效果的影响能够反映个体的组块加工能力。研究采用Sternberg空间工作记忆任务、Corsi空间广度任务,加入刺激结构化因素,考察高功能孤独症幼儿是否存在组块加工缺陷,并探讨组块加工是否直接影响到空间工作记忆容量。实验1采用Sternberg空间工作记忆任务,结果表明,ASD幼儿存在明显的组块加工缺陷。在易于组块的高结构化条件下,健康幼儿的记忆成绩明显较高,而ASD幼儿在高、低结构化条件下的记忆成绩并无显著差异。实验2采用Corsi空间广度任务,结果显示,不论高、低结构化条件,ASD幼儿的空间工作记忆容量均显著低于健康幼儿。但ASD幼儿由于存在组块加工缺陷,在高、低结构化条件下的记忆成绩差异较健康幼儿小。因此,ASD幼儿的组块能力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空间工作记忆容量。此外,记忆存储器的异常可能也是ASD幼儿空间工作记忆容量不足的重要原因。研究表明,ASD幼儿的空间组块缺陷主要由于弱中央统合的认知风格,他们缺乏自上而下的组块加工动机,难以主动对刺激形成高水平组块编码,从而影响记忆效果。     

线索强度:检验提取练习效应内部机制的重要变量

研究采用提取练习效应研究的经典范式,通过比较学习材料的线索强度对不同学习策略效果的影响来探讨提取练习效应的内部机制。结果发现：（1）当最终测试为线索回忆时,线索强度与学习策略交互作用显著,强线索条件下两组成绩差异不显著,弱线索条件下提取练习组显著高于精细加工组;（2）当最终测试为再认测验时,线索强度与学习策略在虚报率和目标词再认反应时上交互作用显著,精细加工组在弱线索条件下的虚报率显著高于强线索条件,在强弱线索条件下的目标词再认反应时差异不显著;提取练习条件组在强弱线索条件下的虚报率差异不显著,在强弱线索条件下的目标词再认反应时差异边缘显著,弱线索条件下反应时要比强线索条件下更长。上述结果表明材料的线索强度是区分提取练习与精细加工的重要变量,揭示了提取练习的内部加工机制不同于精细加工,反驳了精细提取假设,支持情景语境假设。     

语篇情绪理解及其认知神经机制

在心理语言学领域,情绪信息加工是语篇理解的重要方面,得到了广泛关注。目前的研究表明,读者在语篇阅读中可以在线地、自动地推测出语篇情绪信息,追踪情绪信息的变化,并对其进行更新。语篇理解相关的模型及一些事件相关电位(ERP)的实证研究表明语篇情绪理解至少包括两个重要的加工过程:一是对语篇情绪信息的实时监控,二是对当前情绪信息的评估与更新。相关的功能磁共振(f MRI)的研究表明语篇情绪理解除了需要经典的情绪加工网络,还需要多个脑区网络的参与,如,语篇理解网络、心理理论(To M)网络。未来研究还需更加深入地、更加细致地探讨语篇情绪理解的认知神经机制及其可能的影响因素,研究成果也可以为情感计算领域提供一定的借鉴。     

主动性人格:机制与未来走向

主动性人格(proactive personality)作为一种独特的人格特质,指采取积极行动去影响所处环境的一种个体倾向。主动性高的个体善于发现机会,抓住机会,并且不断地坚持目标。研究者梳理了主动性人格的起源和概念、测量方法,阐述了主动性人格的实施效果、中介机制和调节机制,强化了中国本土文化的权变作用。未来研究应继续完善主动性人格的概念、开发符合时代特征的测量工具、拓展其研究层次与实施效果。     

自恋与社交网站使用的关系

自恋作为一种人格特质,以膨胀的自我概念、寻求他人持续的关注和肯定为主要特征,而社交网站鼓励多种形式的自我提升行为,深受自恋者的喜欢。在考察社交网站上的一般性使用行为、不同类型社交平台上、不同性质的使用行为以及具体的使用行为时,均发现了自恋的显著预测作用(自我选择效应);不同形式的社交网站使用行为也会强化个体的自恋水平(媒体效应)。自恋和社交网站使用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强化(强化螺旋模型)。两者的关系还受性别、年龄和代际差异以及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未来研究还需进一步探讨自恋和社交网站使用行为的界定及测量、两者的作用方向以及研究方法的改进等问题。     

对抗偏见:作为偏见消减策略的社会行为

对抗偏见是偏见对象或旁观者对偏见持有者表示不满的社会行为,能够降低偏见持有者的偏见水平,并有助于形成反偏见的社会规范,是一种有效的偏见消减策略。对抗偏见领域的研究可分为对抗偏见效果研究与对抗偏见行为研究。前者主要采用材料型和实验型研究范式,关注对抗偏见的作用机制、具体效果及对抗偏见效果的影响因素;后者主要采用回顾型、实时记录型和前瞻型研究范式,关注对抗偏见行为的发生机制和影响因素。将来这一领域需注重研究范式的综合使用及生态效度的提高,以促进对抗偏见效果研究与对抗偏见行为研究的有机结合;并在对抗偏见的神经机制和有效策略方面进一步深入探索。     

未来情景思考对目标达成的双刃作用及其机制

未来情景思考指个体想象并预先感受某个可能在未来发生的自我相关情景事件的心理加工,它对目标达成可产生双刃影响:一些思考方式会妨碍目标达成,如想象理想的结果或过程;而另一些思考方式则会促进目标达成,如过程模拟和想象较为消极的目标相关场景。对于未来情景思考是促进还是妨碍目标达成,动机水平的高低和执行意向的清晰程度可能是关键调节因素,相应的干预策略可通过增强这两者而将未来情景思考对目标达成的妨碍作用转化为促进作用。进一步的研究需系统探讨不同方式的未来情景思考影响目标达成的认知神经机制,并对目标特征和人格特点如何调节未来情景思考对目标达成的影响进行探讨。     

飞行管理态度对航线飞行驾驶行为规范性的影响

在对航线飞行管理态度量表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飞行员航线飞行中所表现出的驾驶行为规范性水平的实时评估, 着重探讨了飞行管理态度与航线飞行员驾驶舱操作行为规范性水平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 （1）由基本组织态度、驾驶舱工作态度和自动化驾驶态度所构成的航线飞行管理态度量表三因素结构模型具有良好的拟合效果和较高的信、效度,达到了心理计量学的标准。（2）基本组织态度中的组织信任度和工作满意度分别对驾驶舱工作态度和自动化驾驶态度产生显著影响,但并不直接影响飞行员的驾驶行为,而驾驶舱工作态度和自动化驾驶态度两个因素对航线飞行驾驶行为的规范性有显著影响。研究提示,基本组织态度通过驾驶舱工作态度和自动化驾驶态度间接影响驾驶行为的规范性。因此,驾驶舱工作态度和自动化驾驶态度构成了影响航线飞行员驾驶行为规范性的两个重要中介变量。研究为中国文化背景下的航空安全文化特征诊断和CRM训练奠定了一定的工作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