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齐当别思想下的量子决策模型：对囚徒困境中的分离效应的解释

量子决策模型是近10年来提出的一种新型决策模型, 用以解释那些违背经典决策模型的现象。虽然当前的量子决策模型能够解释囚徒困境中的分离效应, 但其中却存在一些困难, 即会产生反常的概率关系以及无法精确拟合分离效应量较大的实验结果。本研究在分析当前量子决策模型困难的基础上, 结合齐当别思想对模型进行改进和优化。结果表明, 研究所构建的量子决策模型克服了当前模型中的困难, 并且能够预测囚徒困境博弈中由他人收益差距改变而引起的分离效应变化趋势。本研究还是一次启发式决策模型与计算式决策模型相结合的探索。     

证素辨证新体系的内容及科学意义

提取并规范50项辨证要素,构建起证素辨证新体系,是继承基础上的创新.证素的纲领性与组合的复杂性,是科学的认知论,符合中医辨证思维规律.     

医患关系现状的多维视角思考的研究

依据社会学和心理学理论,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心理、法律多维层面对医患关系的现状进行思考.认为其形成原因是多元的;改善途径应是全方位的;努力应是社会的;历程是漫长的;人性化的医疗服务是必要的.     

郑州大学知识女性心理健康现状分析及干预对策

应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对163名郑州大学知识女性心理健康状况进行评定,发现:郑州大学知识女性躯体化因子分高于全国常模,总分和其余因子分均低于全国常模,且有非常显著性差异(P<0.001)。郑州大学知识女性心理健康优于一般人群,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应制定相应的心理干预对策,维护和提高郑州大学知识女性的心理健康水平。     

器官移植的发展与资源分配的公平

器官移植技术是二十世纪医学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使世界上数十万濒临死亡的病人获得新生.现在许多国家都开展了这项技术,由于器官供体的短缺使器官移植仍然是一种稀缺资源,又受到卫生资源分配的制约.而卫生资源的分配又要受到社会价值取向的影响.     

体感游戏促进儿童的执行功能：运动强度和认知参与的作用

为了考察体感游戏促进儿童执行功能的作用机制, 采用2(运动强度：高/低) × 2(认知参与：高/低) × 3(测量时间：前测、一次性训练后测、长期训练后测)的三因素混合实验设计, 对122名4~6岁儿童进行6周(每周3次)的体感游戏训练。结果发现：在一次性训练中, 体感游戏中的运动强度而不是认知参与显著促进儿童执行功能, 尤其是工作记忆; 在长期干预中, 体感游戏中的运动强度和认知参与都显著促进儿童执行功能, 且认知参与的作用大于运动强度。这一结果不但验证了体感游戏对儿童执行功能的益处, 并且阐明了体感游戏中的哪些特征能对儿童执行功能具有短期的和长期的效果。     

基于自我参照编码的复合反应范式：有效鉴别有罪者和无罪知情者

隐藏信息测试在司法实践中应用受限的主要原因是容易将知道犯罪相关信息的无罪知情者误判为有罪者, 因此, 需探索有效区分有罪者和无罪知情者、有罪者和无罪不知情者的测谎技术。复合反应范式(complex trial protocol, CTP)是一种能有效抵抗反测谎的隐藏信息测试, 但尚未成功用于鉴别有罪者和无罪知情者。本研究设计了可同时测量EPN和P300的基于自我参照编码的CTP, 每个试次的第一部分随机呈现探测刺激或无关刺激, 第二部分随机呈现目标刺激(自己姓名)或非目标刺激(他人姓名), 要求被试在两个部分看到刺激时均做“与我有关”和“与我无关”的反应。结果表明, 基于自我参照编码的CTP能有效区分有罪者和无罪知情者, EPN区分有罪者和无罪知情者的鉴别力优于P300, P300区分有罪者和无罪不知情者的鉴别力优于EPN。     

共情的双刃剑效应：COVID-19心理热线咨询师的继发性创伤应激和替代性创伤后成长

关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期间的心理援助热线咨询师由共情带来的消极和积极影响及机制, 并探究从消极影响转变为积极成长的内在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研究以国内疫情期间, 776名在教育部华中师范大学心理援助热线平台上工作的咨询师(平均年龄42.57岁, 平均咨询经验12.44年)为研究对象, 使用问卷法测量热线心理咨询师的共情、正念、寻求意义、继发性创伤应激(Secondary Traumatic Stress, STS)和替代性创伤后成长(Vicarious Posttraumatic Growth, VPTG)。采用潜变量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分析, 结果发现：(1)咨询师的共情正向预测STS和VPTG; (2) 正念在共情和STS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寻求意义在共情和VPTG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3) 共情还可以分别通过STS、STS-寻求意义、正念-STS、正念-STS-寻求意义的中介路径对VPTG起正向预测作用。该结果提示要辩证看待共情带来的消极和积极影响, 关注从消极反应到积极成长的转变, 这不仅能够深化共情及其影响的理论, 还能为相关研究应用提供启示。     

母亲的情景特异性归因与儿童问题行为:儿童消极情绪的调节作用

以67对3~6岁的儿童及其母亲为研究对象,通过假设情景法探索母亲对不同情景下儿童问题行为的归因方式,并考察这种特定情景下的归因对儿童后续问题行为的影响,以及儿童消极情绪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母亲对儿童不同问题行为的稳定性归因和不可控归因存在情景上的差异;(2)母亲的不可控归因和稳定性归因可以影响儿童内隐问题行为的发展且受到儿童消极情绪的影响,但母亲的归因方式不可以预测儿童的外显问题行为。     

5～7岁自闭症谱系障碍幼儿数感的特点

本研究采用《幼儿数感测评量表》对26名自闭症谱系障碍（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ASD）幼儿、20名智力障碍幼儿及32名正常幼儿进行数感能力测评,并比较三组幼儿的数感特点。结果发现：（1）ASD幼儿的数感整体和各维度水平均显著低于正常幼儿,但与智力障碍幼儿相当;（2）三组幼儿数感各维度水平在5～7岁之间无明显变化;（3）三组幼儿在数量比较、数量估算和大小比较的能力水平均领先于其他维度,而类比推理和大小推理均相对落后。另外,ASD幼儿和智力障碍幼儿的体积比较与大小推理、类比推理的能力较为接近,而正常幼儿的体积比较能力显著优于大小推理和类比推理。研究表明5～7岁ASD幼儿的数感能力整体落后于同龄正常幼儿,且数感各维度的能力发展不均衡、不同步。本研究揭示了5～7岁ASD幼儿数感能力发展的特点及需求,可为制定相应数感干预方案、促进其数学学习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