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东正教经书汉译与刊印活动述略

东正教经书的翻译和刊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从1715年首届传教士团来华到1858年《中俄天津条约》签订为第一时期。俄国传教士团并不重视东正教经籍的翻译,只有个别成员进行过这方面的尝试。第二时期从1858年到1900年。传教士团配合《中俄天津条约》中有关允许俄国人自由传教的规定以及《中俄北京条约》对传教士团职能的调整,着手翻译经书,为大规模传教进行准备。1900年到1917年为第三时期。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中遭受重创之后,1902年俄国在中国设立主教区,传教士团利用庚子赔款大力发展东正教势力,经书翻译和刊印达到高潮。     

在比较视野下的国家、灾难与秩序

国家以因大规模天灾人祸造成的社会特殊状态为起点,构建着灾难的叙事。利用灾难的"将发生"的国家,构建出"被划一整合的灾难"叙事模式;而利用灾难的"已发生"的国家,则构建出"被个别诠释的灾难"叙事模式。国家在构建灾难叙事的同时,实际也利用灾难不断构建与巩固自身的秩序。因所处状态的不同,国家有着"日常秩序"与"特殊秩序"。如果两者的联结是直接的,都隶属于一个统一体制下,那么国家秩序的构建与强化将体现在制度的覆盖性与渗透性上;如果两者的联结必须以国家的出场为前提,那么国家秩序的构建与强化则体现为政府形象得以展示与地位得以加强。作为采用"被个别诠释的灾难"叙事模式典型的中国,为了在完善自身防灾抗灾行动的同时保留自身对每次灾难的诠释空间,需要借鉴"被划一整合的灾难"叙事模式,建立"半覆盖性"的体制,并且将自身的灾难叙事发展得更为立体化与人性化。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普通民众焦虑的影响因素研究

为考察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普通民众焦虑情绪的影响因素,采用自陈式问卷,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下的1050位普通民众的疫情经历、媒体信息暴露时长及性质、疫情风险感知和焦虑进行调查。结果发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当下民众焦虑情绪的发生率为18.0%,焦虑情绪的发生率在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和月收入等方面没有显著的差异;疫情经历、媒体信息暴露时长、负面信息暴露和感知疫情的严重性会增加焦虑情绪产生的可能性,正面信息暴露、对疫情熟悉度和可控度的感知可以减少焦虑情绪产生的可能性。这些结果说明了疫情经历、媒体信息暴露时长和性质、疫情风险感知是疫情防控当下民众焦虑出现的重要因素。     

物种“内在生物本质主义”:从温和走向激进

走向"内在生物本质主义"(INBE)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进一步研究表明,温和的INBE者没有看到"基因种概念"的真实性和优越性,主张物种本质的"二元论"或"多元论",是错误的。物种的本质可以而且应该归结为物种成员之共同拥有的内在微观结构——"DNA序列片段",即未来的、新的、理想的物种"DNA条形码"。它是物种内在本质属性的典型载体,属于"基因种概念",体现了物种的"真实本质",不仅能够解释其他物种概念所能够解释的,而且还能够解释它们所不能解释的,由此可以作为物种唯一的、内在的本质而存在。这是物种本质"一元论",属于激进的INBE。激进的INBE是成立的,因为"DNA条形码"是在物种的形成演变过程中确立的,蕴涵了物种演化、变异的历史性、生态性和关系性,体现了"整体化的‘基因还原论’"以及"历史蕴涵的‘基因决定论’"。     

马启西苏非思想溯源

已有的学术研究一致认为中国伊斯兰教西道堂创传人马启西的思想受到了清代穆斯林学者刘智和哲赫忍耶道祖马明心的影响,进而指出马启西思想与苏非主义有某种关联,但并未探讨其具体受哪个苏非教团的影响.本文根据已有的研究,结合新发现的资料,认为马启西的苏非思想可以追溯至纳格什班迪苏非教团.他从多个方面间接地吸收了该教团的思想,在新的历史境遇下,对其作了一定的继承和扬弃,付诸实践,使其呈现出新的特征.     

陈景元《庄子注》中的道论

北宋著名道教学者陈景元在<庄子注>中对庄子之"道"作了新的阐释.他重点阐发了道体虚无、生化万物的特点,并将气、理等概念引入道论之中,上承隋唐重玄余绪,下启宋代二程理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他从心、神、精、气的角度对道教修炼之道的发挥,也对宋元道教内丹学说产生了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