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份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鉴定与判决书分析

以《侵权责任法》实施以来20份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二审判决书为基础,讨论鉴定与判决的关系.这些判决虽明示或默示采信鉴定报告,但判决结果与鉴定结论并不一一对应,显示出案件审理中司法判断力膨胀的特点.必须彻底抛 弃医疗事故鉴定体制、从严掌握多次鉴定申请,建立起合理的鉴定结论采信规则,增强判决的可预见性.     

产后抑郁症相关因素及防治

产后抑郁症是产妇常见的心理行为异常,严重危害产妇的身心健康,其病因复杂。用系统论方法分析产后抑郁症相关因素,论述产后抑郁症发生是由多方面因素引起,而各因素之间是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因此,防治产后抑郁症应从整体考虑,多种方法综合应用,以期达到最佳防治效果。     

信任修复：研究现状及挑战

信任被破坏后如何修复是当前信任研究中未解的问题之一。有效的信任修复应关注整个关系, 包括信任、消极情感和消极行为三方面的内容; 修复结果可能出现矛盾状态, 且在某些情况下无法被彻底修复。现有关于信任修复的理论过程主要有归因、社会平衡和结构, 其研究视角经历了从单方向交互作用的转换, 当前研究更关注修复策略与修复效果之间的调节变量。今后研究应重视归因、人际和结构过程的整合, 尝试结合现场跟踪研究和个案研究以提高结果的外部效度, 以及考虑时间、社会情景和情绪对信任修复的影响等。     

论中医的辨证论治与肿瘤的分子靶向治疗

辨证论治是中医认识和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是辨证论治的精神实质。恶性肿瘤的分子靶向治疗在很多方面都贯彻了“辨证论治”观念,将所辨的证候落实到受体、基因和各种调控系统上。尽管两者理论基础完全不同,但都强调以患者为中心的综合治疗和个体化治疗理念,对建立正确的临床思维非常重要。     

脑电图判读对癫痫诊断和治疗的影响

脑电图(EEG)是癫痫诊断中最重要的实验室检查方法,对确定癫痫类型,合理选择抗癫痫药物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EEG操作不规范,对EEG结果不适当或错误的判读和解释,以及临床医生缺乏对EEG临床应用的理解,导致将很多非癫痫性事件误诊为癫痫,或对已经长期控制发作的癫痫病人过度治疗,由此带来一系列的医疗和社会问题。这些现象在国内外均普遍存在,应引起相关学科的高度重视。应强调规范的EEG记录,提高对EEG的判读水平,并对神经科、儿科或癫痫专科医生进行必有的EEG培训,以更好的发挥EEG在癫痫诊治中的作用。     

左主干或多支冠脉病变的选择:PCI或CABG?

近年来,PCI技术越来越多地实践于左主干和多支冠脉病变,但与CABG相比,其疗效一直受到质疑。本文对近年来PCI和CABG的疗效比较做一总结,发现对于左主干和冠脉多支病变,CABG仍优于PCI。但随着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和社会需求越来越高的双重作用下,两项技术都必然会有新的发展,两者疗效的比较还会继续,我们将拭目以待。     

宋代文人养生的主要方法探究

宋代统治者高度重视医学和养生学,大量吸收有文化素养的儒生学医,儒而知医成为一种时尚,文人热衷于养生的风气达到了空前的兴盛,形成了宋儒养生流派.他们集我国古代传统养生之大成,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养生类作品和一系列宝贵的养生经验,如静坐、炼气、节食、饮茶、用香、间接服食丹药、使用药枕等是他们特有的养生方法.     

左主干或多支冠脉病变的选择:PCI或CABG?

近年来,PCI技术越来越多地实践于左主干和多支冠脉病变,但与CABG相比,其疗效一直受到质疑.本文对近年来PCI和CABG的疗效比较做一总结,发现对于左主干和冠脉多支病变,CABG仍优于PCI.但随着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和社会需求越来越高的双重作用下,两项技术都必然会有新的发展,两者疗效的比较还会继续,我们将拭目以待.     

场景知觉过程中的动作意图识别

场景即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真实环境, 社会场景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场景知觉的研究中, 动作意图的识别既受场景背景信息的影响, 也与动作的客观对象有关。因此, 研究者可以根据背景-刺激物、刺激物-刺激物关系, 探索动作识别的影响机制; 另一方面, 也可以根据场景的语义约束和物理限制, 依据合理动作原则及其伴随的生理指标检测并识别动作意图。在机器视觉研究领域, 计算机识别模型为社会场景中动作意图的检测和识别提供了新的视角。在未来的研究中, 研究者需要考虑真实场景中动作意图识别能力的发展、动作意图识别的个体差异和文化差异等问题。     

Social support from friends and family in a Tibetan village

Friendships are prevalent in human societies. However, it is unclear whether people rely on the same strategy to derive support from friends and relatives. In the present study, I conducted a survey to elicit the egocentric support networks of 40 village residents in a Tibetan village in Qinghai province in China. The study showed that the participants reported equal amounts of support from friends and from relatives, and they preferred a shallow strategy over a deep strategy to derive support from friends; they equally preferred the two strategies to derive support from relatives. My study suggests that even if friends compensate for the variation of kin support in quantity, friendship should not be considered as one‐for‐one substitute for kinsh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