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少年互联网心理与行为研究及展望

本文回顾了近十年来中国青少年互联网心理与行为的研究成果,从研究主题的角度进行了聚类分析,并与国外青少年互联网心理与行为研究进行了对比。发现中国青少年互联网心理与行为研究主要聚焦于网络成瘾方面,同时也在网络欺负、网络亲社会行为、网络自我表露等领域有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现有研究存在研究领域相对狭窄、研究内容深度不足、研究方法较为单一等问题。结合青少年互联网使用特点和时代发展与变迁,本文从大数据、新媒体、电子竞技三个方面展望了未来中国青少年互联网心理与行为研究的方向,对互联网时代下的心理学研究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启发意义。     

体验型消费和实物型消费的差异：研究方法及效应

体验型消费是指以获得一种体验为目的的消费行为, 而实物型消费为以获得某种实质物品为目的的消费行为, 以往研究发现这两种不同的消费类型在消费者心理以及行为的多个维度上的影响都存在差异。本文首先回顾了过往研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并整理为如下三类：对消费类型的操纵方法、消费类型偏好的测量方法以及非实验研究方法。并从心理与行为两个角度, 梳理了体验型消费和实物型消费影响的差异。未来研究需进一步关注影响不同消费类型的前因变量, 充分利用新兴数据获取方式、关注不同消费类型的模型建构和内部维度, 以及体验型消费可能存在的“阴暗面”。     

视觉经验缺失对盲人听觉词汇识别的影响

听觉词汇识别包含复杂的认知加工过程。视觉通道受阻的盲人在听觉词汇加工中具有一定听觉补偿优势; 但由于视觉经验的缺失, 盲人对一些视觉相关词(比如颜色词)的语义加工和理解比明眼人弱。未来的研究应对词汇的视觉相关性进行分类讨论; 对音、形、义等多层面及其神经生理机制进行深入探究, 发展符合盲人感知特点的听觉词汇加工模型; 并拓展不同年龄段的发展性研究。最终, 揭示视觉经验缺失对盲人听觉词汇识别影响机制的全貌。     

自动驾驶车中的人机信任

自动驾驶是当前智能汽车发展的重要方向。在实现完全自动化驾驶前, 驾驶员和自动驾驶系统共享车辆控制权, 协同完成驾驶任务。在该人-机共驾阶段, 人对自动驾驶系统的信任是影响自动驾驶中人机协同效率与驾驶安全的关键要素; 驾驶员对自动驾驶车辆保持适当的信任水平对驾驶安全至关重要。本研究结合信任的发展阶段与影响因素提出了动态信任框架。该框架将信任发展分为倾向性信任、初始信任、实时信任和事后信任四个发展阶段, 并结合操作者特征(人)、系统特征(自动驾驶车系统)、情境特征(环境)三个关键因素分析不同阶段的核心影响因素以及彼此间的内在关联。根据该框架, 信任校准可从监测矫正、驾驶员训练、优化HMI设计三类途径展开。未来研究应更多关注驾驶员和人机系统设计特征对信任的影响, 考察信任的实时测量和功能特异性, 探讨驾驶员和系统的相互信任机制, 以及提升信任研究的外部效度。     

内群体偏爱与儿童基于贡献的分配公平性:心理理论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考察了贡献和内群体偏爱两种分配动机对儿童分配公平性的影响,并探讨了心理理论在其中的作用。通过比较63名6~8岁儿童在不同群体条件下对贡献不同的接受者的分配结果和分配策略的差异,结果发现：（1）在所有群体条件下,儿童都会分配给贡献多的接受者更多的资源,但当外群体成员贡献多且内群体成员贡献少时,儿童也会分配给贡献多的接受者相比于其他群体条件更少的资源,并更多的采用群体关系策略对这一行为作出解释;（2）心理理论能力越高的儿童分配给贡献多的接受者的资源数量受群体关系的影响越小,且使用贡献策略的频率越高,使用群体关系策略的频率越低。这些结果表明6~8岁儿童在资源分配过程中会优先考虑公平动机,且心理理论能力强的儿童更少表现出内群体偏爱。     

大学生的职业自我概念清晰度与抑郁的关系:性别与性别平等观的调节作用

尽管抑郁的影响因素得到了比较多的探讨,但是鲜有研究探讨职业自我概念清晰度与抑郁的关系以及性别和性别平等观在其中的作用。根据生涯发展理论和自我差异理论,本研究探讨了大学生职业自我概念清晰度与大学生抑郁的关系,并考察了性别和性别平等观在二者关系之间的调节作用。通过对463份大学生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1）职业自我概念清晰度与大学生抑郁负相关;（2）职业自我概念清晰度与抑郁的关系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3）职业自我概念清晰度、性别和性别平等观对大学生抑郁存在三重交互作用。当个体持有高性别平等观时,男性和女性的职业自我概念清晰度都与抑郁负相关。当个体的性别平等观较低时,女性的职业自我概念清晰度与抑郁正相关。研究结果对于大学生的职业发展和心理健康教育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Tragedy or tragicomedy: Mixed feelings induced by positive and negative emotional event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appraisal, we predicted that positive and negative events happening to the same people or things in a specific chronological order (i.e., a negative event following a positive event) would induce different mixed feelings than the same events happening to different people or things. Pairs of emotional pictures with different captions were used to create two event groups. In the “tragic event” group,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events happened to the same person or things, and in the “tragicomic event” group,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events happened to different people or things. We designed two experiments to explore and compare the generation of mixed feelings in those two groups. In Experiment 1, the negative event was shown first, and in Experiment 2, the negative event was shown second (although the chronological order of the depicted events was the same). The participants were 381 undergraduates: 195 in Experiment 1 and 186 in Experiment 2. In both experiments, we found that tragic events introduced less intense mixed feelings than did tragicomic events due to fewer pleasurable feelings induced by the tragic even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report of negative emotions between the groups. Appraisal theory and negative bias effects may explain these results.     

做会后悔还是不做会后悔?——自我调节模式对不作为惯性的影响

从消费者的不作为惯性反应差异出发,探讨运动模式和评估模式的消费者在错过第一次合意机会、面对第二次次优机会时购买可能性的差异及原因。通过3个研究发现,相比评估模式的消费者而言,运动模式的消费者具有更高的二次购买可能性。在自我调节模式影响次优购买可能性的过程中,预期后悔起到重要的中介作用。此外,研究还发现,当第二次次优机会中提供了与第一次机会中的产品类似但不同的替代产品时,运动模式和评估模式消费者之间的购买可能性差异消失了。     

瑞文推理测验上的性别差异

瑞文推理测验上是否存在性别差异？与较早期的研究结果不同, 较近的一系列研究发现在瑞文推理测验上存在性别差异, 且性别差异具有发展性。当前可以解释该性别差异的观点主要有两种, 其一是污染观, 即认为瑞文推理测验中发现的性别差异实质上是由于测验中其他成分的“污染”所致, 而在它所主要代表的g因素的发展中并不存在性别差异; 其二, 较新的研究提示, “污染”可能存在, 但在g因素上仍然具有性别差异, 这种差异是由生理上的原因造成的。研究者由此提出了智力性别差异的发展理论。本文主要从儿童青少年发展的角度回顾了有关瑞文推理测验性别差异的研究, 综述并分析了关于性别差异研究结果不一致的可能原因。     

基于管理者安全管理行动的高风险企业安全氛围改善

随着系统可靠性的提高,高风险企业超过三分之二的事故原因涉及人的因素。员工不安全行为是系统失效的触发因素,潜藏的社会情境因素(如安全氛围)是“常驻的病原体”,因此探索并改善影响安全行为的社会情境因素是有效提升组织安全的关键。在众多的情境因素中,安全氛围对安全绩效的积极影响已得到充分的文献支持,但对如何改善安全氛围的探索却有限。本项目围绕管理者对安全的承诺这一安全氛围的核心维度,基于信号理论提出直接安全管理行动是体现管理者安全承诺的重要途径,并在探索主管和经理关键安全管理行动对团队和组织安全氛围影响的基础上开展相应的干预研究。具体而言,在团队层面,探索改善主管关键安全管理行动对团队安全氛围提升的有效性;在组织和团队两个层面,探索改善经理的关键安全管理行动对同时提升组织和团队安全氛围的有效性。研究结果预期可以在安全管理实践中推广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