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理性与左派的未来——与M·布尔的对话

时代的诊断书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使“左派”失去了他们的主体——工人阶级,而后现代主义的长篇大论则宣布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日渐势微,“进步”阶层的流行观点认为,以“圣麦克斯”施蒂纳为首的“神圣家族”在马克思、恩格期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批判的研究上具有权威性,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版者和M.布尔(1927年生)教授就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前途问题进行了对话(布尔在199O年下野,原为民主德国科学院中央哲学研究所所长——译者).     

技术民主: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替代物

按照舆论界的看法,社会主义灭亡了.而资本主义则取得了胜利.我认为,这两种主张都是错误的.社会主义并没有灭亡,因为它从来就没有诞生,仅仅限于纸上谈兵;资本主义在经济繁荣和精神健康方面远未达到完善的地步:剥削在那里四处蔓延,一次又一次危机使得它步履维艰.正如凯恩斯勋爵很早以前指出的那样:“我们的问题就是;设法组成一种尽可能发挥其效力并且不会与我们有关令人满意的生活方式的思想相抵触的社会组织.”     

德国社会学中关于实证论的争论

在德国,开展关于实证论的争论的是世界知名哲学家波普尔和阿多诺,其后是他们的学生哈贝马斯和阿尔伯特.哈贝马斯和阿尔伯特后来也成为法兰克福学派和批判理性主义学派这两个对立学派的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波普尔著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和《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与阿多诺、霍克海默合著的《启蒙的辩证法》一样,是哲学著作,而不是狭义的社会学著作.阿多诺主持了“权威人格”的研究方案并参加了艺术社会学的研究,但这两位思想家仍不失为哲学     

心智社会:作为分布计算的科学

史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以及社会学家采用截然不同的方式来研究科学。不仅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们所用的方法相去甚远,而且他们所关注的科学侧面也大相径庭。最终我们会看到,一方面有些哲学家试图对科学知识进行逻辑分析,另一方面有些社会学家坚持认为,知识的构造具有社会性。本文试图从一种综合性的观点出发看待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心理学和科学社会学。 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们已经开始明确地或不明确地运用模型来探讨科学研究的不同方法间的关系。鉴于后面将要阐述的理由,我考虑的重点将放在科学心理学与科学社会学之间的关系上。还原论模型要么坚持说社会学可以还原到心理学中更具解释性的基础领域,要么认为心理学可以还原到社会学。“补遗”模型不这样极端,按照这一模型,解释的主要任务可以由心理学或哲学或社会学来承担,余下的解释工作则需借助别的领域来完成。其他模型并未主张以某一学科为主,它们认为,科学研究的不同领域是在通过相互协作或相互竞争来解释科学本质的各个侧面,相对于其他领域而言,这些领域各自都具有一定的自主性。     

宗教:本质和更新

从意识形态角度出发看待宗教现象时会出现歧义,这使人们对“一般”宗教本质的理解难以达到统一。在人们的日常意识中,宗教是对神或众神的信仰,这种观点几乎已成定论,可是在宗教学出版物中却有数十个不同的宗教定义,而且各有各的根据。譬如,对避邪物之奇效或对魔法作用的信奉,常被人们自然而然地把它与神性显灵联系起来,然而这种信奉并不属于信仰神明这个概念。诚然,神这个概念可以被赋予颇为广泛的涵义——它所指的并非个体本原,而是无穷多的宇宙创造力。例如,黑格尔就倾向于把神解释为绝对的反映,即事物相互反映的全世界过程,在这种反映过程中,新质不断产生,世界不断更新。 人们往往把宗教定义为对某物、某东西或对某物、某东西之关系所具有的超自然存在的信仰。因此,一些研究者借助超感觉、非肉体、无维度的东西(即借助人的外部感官和仪器发现不了的东西)这样一些概念来揭示“超自然物”。而另一些研究者则赋予“超自然物”以比较狭隘的涵义;它是这样一种特殊的假设度量的空间,在此空间中,灵魂可以脱离肉体而存在(“阴司”)。然而不少宗教学家尽量不使用“超自然的”(“超自然界的”)这个术语,因为该术     

从社会的观点看自然化的科学哲学

一、导论 最近,对科学哲学自然化的讨论不怎么关心科学实践的社会本质,它们所注重的是,利用认知科学的成果来解释科学。我要证明,这种探讨有缺陷。这是因为,第一,它们采用了我所谓的认知个体主义,第二,科学实践的社会性是不可化简的。认知个体主义即这样一个命题:自主的认知个体的说明,能对所有的认知活动作出圆满的解释。认知个体主义与方法论个体主义有着一定的联系,因为认知个体主义者把个体作为他们的解释理论的分析单位,不过认知个体主义是一种更为狭隘的主张,它与社会科学哲学家所说的心理主义更为相似。按照它的观点,可以用根据自主的个体内在的心理机制所能描述的东西来定义什么是认知的。相对于这种观点,我将提出一种有关科学知识的社会本质的模型,该模型选出了几种理解“社会的”这个词的方式,任何一个较为完备的有关科学实践的模型中肯定都会有这几种方式。我的主张吸收了科学社会学的研究成果,但相对于伍尔伽和拉图尔(1980)、拉图尔本人(1987)以及柯林斯(1985)所提出的“构造主义的”观点和科学哲学家们最熟悉的爱丁     

尊重生命:禅宗能帮助我们建立一门环境伦理学吗?

环境伦理学使西方伦理学走到了一个转折点.一切伦理学都在寻求一种对生命的适当尊重.这就要求把伦理学应用于商业、法律、医学、技术、国际发展以及核裁军等领域,尤其是这样的领域:在这里科学(无论理论科学还是应用科学)使我们有了新的认识和新的力量.并使我们对伦理学和宗教所发现的人权有了更为敏锐的感受能力.但是,所有这些应用没有一个探究是否可能存在超出人类范围的义务.要尊重生命就要有一种类似于关心人类幸福的其他伦理学,而现在就是要有关心环境的伦理学.环境伦理学对生命的尊重更进了一步,它要探讨是否可能存在非人类的义务对象.我们所需要的伦理学关心的是,与文化融为一体的     

价值哲学的选择

生物伦理学是哲学知识的一个重要生长点.生物伦理学的形成和发展,一般与传统伦理学,尤其与医学伦理学的变化过程有关.这首先取决于对人权(在医学上是指患者和接受试验者等的权利)的强烈关注,取决于新的医疗技术的创立,因为这些技术能引发大量需要法律和道德调节的尖锐问题.生物伦理学在俄国的发展可能促进祖国生物医学的人道化,加强医学界在道德上的自我意识.生物伦理学在俄国的发展当然不可能使我国的保健事业摆脱其陷入的危境.但它却有助于在医学界面前形成新的伦理调节因素,使生物学家、医生和精神病专家对其在工作中碰到的道德矛盾和难题有所认识.生物伦理学在俄国是沿不同方向发展的.其中主要的应是,对生物医学研究和下述领域的保健工作实行法律调节,如器官移植,死亡时刻的确定,对没有希望的病人进行维系生命治疗的范围,等等.在科研和医疗机构里建立伦理委员会和伦理小组,对生物伦理学的发展能起重要作用.在各级医学院校中教授生物伦理学课程,对形成医护人员的伦理自我意识有重大意义.最后,还要支持生物伦理学的研究工作.1991—1992年间做了许多工作.建立了俄罗斯生物伦理学民族委员会.在莫斯科哲学基金会的范围内,成立了生物伦理学联合会.还有,通过了《俄联邦公民健康保护法》.生物伦理学问题的研     

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的意义何在?

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是近十年里西方出版的所有科学史著作中最著名的一本书。库恩的书不仅引起世界各国科学史家的巨大兴趣,而且也使研究科学创造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很多自然科学家大感兴趣。这部篇幅不大的专著于1962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首次出版并被译成多种语言,1970年在美国出版第二版补充版。以后出版了大量这样或那样解释、运用、阐述和批判库恩观点的出版物。未必能指出     

关于G.卢卡奇的争论

这篇文章,按其标题来说,是介绍关于 G·卢卡奇的理论成就的争论,关于如何理解这位匈牙利思想家的著作的争论。它还包括一些有关卢卡奇的传记资料以及作者的评论。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K·施列茨卡的《G·卢卡奇的思想世界》”一文的继续和补充。在过去五十年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匈牙利思想家 G·卢卡奇占有一席特殊的地位。他在哲学和文艺理论方面广泛的成就以及他在马克思主义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