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声加工的神经机制

人声是人类听觉环境中最熟知和重要的声音, 传递着大量社会相关信息。与视觉人脸加工类似, 大脑对人声也有着特异性加工。研究者使用电生理、脑成像等手段找到了对人声有特异性反应的脑区, 即颞叶人声加工区(TVA), 并发现非人类动物也有类似的特异性加工区域。人声加工主要涉及言语、情绪和身份信息的加工, 分别对应于三条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作用的神经通路。研究者提出了双通路模型、多阶段模型和整合模型分别对人声的言语、情绪和身份加工进行解释。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讨论人声加工的特异性能否由特定声学特征的选择性加工来解释, 并深入探究特殊人群(如自闭症和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人声加工的神经机制。     

语言功能偏侧化及其与利手、功能连接的关系

对大脑语言功能偏侧化的探索起始于早期对脑损伤病人的研究。现代脑影像学研究发现, 语言功能偏侧化涉及额叶、颞叶、扣带回、梭状回和辅助运动区等脑区。语言偏侧化与利手和静息态功能连接之间的关系表现为：右利手的语言优势位于左半球, 而左利手的则分布在左半球、右半球或两个半球; 语言功能偏侧化与利手系数、静息态半球内功能连接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 与半球间功能连接呈负相关, 并且语言功能偏侧化与静息态功能连接之间的关系在左右利手个体之间存在差异。总之, 大脑语言功能偏侧化、利手和静息态功能连接三者之间存在相互影响, 基于脑连接和遗传机制的研究将有望揭示出其底层的神经生理机制。     

睾酮与人类攻击行为

睾酮是一种可以在男性的睾丸间质细胞、女性卵巢和胎盘的皮层细胞中合成并分泌的雄性激素, 它可以调节个体的各种生理、形态和行为过程, 对个体生存和繁殖至关重要。大量研究表明, 睾酮与社会行为的关联存在双向性, 睾酮可以调节社会行为, 社会行为可以反馈并进一步影响睾酮水平。我们将关注点聚焦于睾酮与人类攻击行为之间的关联。早期研究发现, 高睾酮水平个体表现出更高的攻击性; 近期的研究根据挑战假设理论模型和生物社会地位模型得出, 人体内的睾酮水平对竞争性相互作用具有高度反应性。此外, 通过对大量研究的回顾与分析, 我们总结出睾酮水平的变化可以通过增强杏仁核的反应性或减少前额叶皮质-杏仁核功能耦合来影响攻击行为。未来的研究者应考虑其他激素(如皮质醇)和人格特征调节睾酮和人类攻击行为之间关系的潜在作用, 以及相关的生物学机制。     

确定的不确定性与不确定的确定性——治疗疾病决策与控制传染病决策之差异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给人类带来了一场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人们需要制定抗击疫情的对策。系统地比较了治疗疾病决策与疫情防控决策的制定过程与方式,讨论了这二者在影响决策的因素、决策的内容以及决策的目标上的差别。治疗疾病决策主要是一种事实判断,其确定性与不确定性都是建立在还原论的基础之上;而控制传染病决策基本上是一种价值判断。尽管传染病本身是客观的生物学和医学问题,但是控制传染病方案的制定却不可避免地涉及到许多主观因素。     

中国国民心理健康素养的现状与特点

本研究以系统的全国抽样调查方式, 了解我国国民心理健康素养现状。结果显示, 我国成年公众的心理健康素养总体处于中偏低水平; 其发展水平在地域、人口学分布上比较均衡; 在结构上, 公众心理健康素养的发展表现出心理健康维护和促进的素养高于心理疾病应对的素养, 自助的素养高于助人的素养两个特点。调查还发现, 个体心理健康素养中, 知识观念部分个体差异较大, 态度和习惯部分个体差异较小; 在心理健康素养的社会性影响因素方面, 社会经济地位是所考察变量中效应最大的因素, 且其对素养的知识观念方面影响较大, 对素养的态度习惯方面影响较小。调查结果提示, 要充分认识心理健康素养提升任务的艰巨性; 在实践策略上, 宜以提升心理疾病应对的素养作为当前的工作重点和突破口。     

成员关系对协作提取成绩的影响

当人们与搭档组成社会群体一起协作讨论某些已经发生的事件或经验时, 该社会群体中的成员关系对协作提取成绩的影响仍不明确。本研究通过两项实验, 分别使用语词词单和情景故事作为实验材料, 考察成员关系(包括关系类型和关系时长)对协作提取成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当记忆的材料为语词词单时, 青年陌生组出现了协作抑制; 而当记忆的材料为情景故事时, 青年夫妻和老年夫妻组均出现了协作促进。此外, 老年夫妻在协作提取情景故事的过程中使用的有效交流策略更多, 且这些有效交流策略的使用与更高的协作提取成绩有关。该结果支持了具有长时亲密关系的老年夫妻之间的“交互记忆系统”对协作促进的关键作用, 为理解成员关系对协作提取成绩的影响提供了全面的证据。     

群体共同经历影响不公平感知

以往研究考察了不公平经历如何影响个体的认知、情绪及行为。然而, 这些研究着重于考察个体“独自经历”不公平的现象, 而尚未有研究考察, 当个体与他人以群体身份共同经历不公平时, 不公平经历对个体的影响。3项实验采用改编的三人最后通牒博弈任务考察“群体共同经历”不公平如何影响个体的不公平感知。研究结果表明, 无论是通过“共同命运” (实验1)、轮流为群体做决策(实验2), 还是招募成对朋友(实验3)来操纵或凸显群体身份, 群体共同经历不公平, 相比独自经历不公平, 均显著降低(而非提升)了被试的不公平感知。研究结果对于社会及组织管理具有借鉴意义。     

愤怒emoji位置对发送者愤怒感知的影响

emoji自出现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受到广泛欢迎。研究关注消费者评论中的emoji, 并着重探讨负面消费者评论中, 愤怒emoji如何影响消费者对发送者愤怒感知。研究共进行了3个实验室实验, 研究结果表明: (1)与句尾愤怒emoji相比, 句中愤怒emoji会使人们感到发送者更强的愤怒; (2)在愤怒emoji位置与对发送者愤怒感知关系中, 愤怒emoji位置突出感知和情感加强感知承担连续中介角色; (3)文字评论极性调节了愤怒emoji位置对发送者愤怒感知的影响作用。     

高中生的亲子沟通质量对情绪性刺激注意偏向的影响

为了探讨高中生亲子沟通质量对情绪性刺激注意偏向的影响,实验一采用亲子沟通量表,筛选出亲子沟通高分组和低分组,两组被试参加点探测任务,要求被试迅速判断情绪性图片出现后呈现的圆点的位置。实验为2（组别：高亲子沟通组、低亲子沟通组）×2（情绪类型：负性和正性）×2（探测点位置一致性：一致、不一致）的混合实验设计。结果发现,负性和正性刺激的不一致条件反应时均显著短于一致条件的反应时。实验二采用事件相关电位（ERP）记录了情绪性图片诱发的信号反应。结果发现,亲子沟通高分组对负性刺激所诱发的注意指向和集中（P2成分）及选择和巩固（P3成分）显著高于低分组。以上结果表明,亲子沟通较好,在注意早期定向和选择中会对负性情绪刺激产生注意偏向。亲子沟通较差,则对情绪性的刺激没有明显的偏向性,类似于“漠不关心”的状态。     

共情可控?以自上而下视角考察共情的可调节性

以往研究表明共情的特点包括自动化与情境依赖性。但是, 有关共情的理论模型与潜在神经机制仍存有争议。为更好地适应现实需求, 研究重点从共情的结构和功能角度逐渐向塑造和调节共情发展。近年来, 有研究者提出自上而下的心理过程与共情调节有关, 特别是共情的目标表征形式, 以及目标的价值权衡。因此, 考虑到共情的目标导向性对于共情的内部构建与外部表现形式的影响, 建议未来研究考虑从自上而下视角考察共情的可调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