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神研究的理论、方法与展望

走神是一种将注意从当前主要任务转移到内部思维的认知现象,具有刺激独立、任务无关、主观自发等特点。其测量方法以主观报告法为主,同时也采用行为实验、电生理技术和认知神经科学等方法。本文重点回顾了走神的二分结构、负面结果和潜在功能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然后,在此基础上,从走神的发生机制及其与执行控制的关系角度,介绍了三个理论观点：执行资源假设、控制失败假设和资源控制假设。根据最新研究进展预测,未来对走神概念将会做更细致的区分,并考虑结合元认知监测相关理论进行研究,这不仅可以为学习者提供具体的指导建议,还将进一步加深我们对意识、元认知和注意的理解。     

有无二胎与父母教养能力感的关系:头胎子女亲子依恋的调节作用

研究选取650名中小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父母教养能力感量表和亲子依恋安全性问卷,考察了有无二胎与父母教养能力感的关系,并探讨了头胎子女的父子依恋和母子依恋在有无二胎与父母教养能力感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二胎家庭中父母的教养能力感高于独生子女父母的教养能力感;（2）头胎子女的母子依恋能够调节有无二胎与父母教养能力感的关系：对于高母子依恋组的被试而言,有无二胎无法预测父母教养能力感,而对于低母子依恋组的被试来说,有无二胎能显著正向预测父母教养能力感。而父子依恋的调节作用不显著。结果表明,对高母子依恋群体而言,有无二胎不影响父母教养能力感,而对于低母子依恋群体来说,家庭中有二胎会促进父母教养能力感的发展。     

进化还是倒退:儿童过度模仿的文化共性与差异

过度模仿指模仿与完成目标无关的动作。本文通过比较不同文化下儿童过度模仿行为的共性和差异,探究了儿童过度模仿可能的产生机制。不同文化下的儿童均存在过度模仿行为,说明它很可能是人类累积文明发展的重要产物;而不同文化下儿童过度模仿的倾向又存在差异,生存环境、教导式学习和对社会规范的强调等因素均可能产生影响。未来研究可考虑进一步探究不同文化因素的具体作用,并比较不同文化下个体过度模仿行为的发展进程,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过度模仿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意义。     

父母婚姻质量与儿童内化问题:父母情绪表达的中介作用与儿童迷走神经活动的调节作用

基于家庭系统理论与个体-环境交互理论,研究考察了父母情绪表达在父母婚姻质量与儿童内化问题关系中的中介作用,以及儿童迷走神经活动的调节作用。研究选取155名6~7岁小学儿童为被试,运用便携式生理多道记录仪采集儿童静息与任务状态下的心电（ECG）与呼吸率,换算出基线RSA与RSA反应作为迷走神经活动的指标,采用母亲报告的《婚姻质量问卷》、《家庭情绪表达问卷》和《儿童行为量表》测评父母婚姻质量、父母情绪表达及儿童内化问题。结果发现：（1）父母婚姻质量负向预测小学儿童内化问题;（2）父母消极、积极情绪表达在父母婚姻质量与小学儿童内化问题关系中起中介作用;（3）小学儿童迷走神经张力（基线RSA）调节父母消极情绪表达与儿童内化问题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父母婚姻质量不仅直接影响儿童内化问题,同时会通过父母情绪表达间接地影响儿童内化问题。另外,较高迷走神经张力能够缓冲父母消极情绪表达对儿童内化问题的影响。     

职前教师情绪觉察能力对情绪信息注意偏向的影响

采用修订的情绪觉察水平量表（LEAS）对315名职前教师进行调查,并从中筛选出高、低情绪觉察能力组被试各60人,分别完成情绪面孔Stroop任务（研究1）和情绪词Stroop任务（研究2）。（1）研究1的正确率上,中性面孔最高,愉快面孔次之,悲伤面孔最差;反应时上,悲伤面孔最长,愉快面孔次之,中性面孔最短;高分组仅在愉快和中性面孔上的反应时长于低分组;消极面孔的干扰效应高于积极面孔的干扰效应。（2）研究2的反应时上,消极词的反应时最长,显著长于中性和积极词;高分组仅在积极词和中性词上的反应时长于低分组,且高分组在积极词上的干扰效应高于低分组。研究结果表明与中性刺激相比,高低情绪觉察能力组均对情绪刺激产生了注意偏向,尤其是负性情绪刺激;与低情绪觉察能力组相比,高情绪觉察能力职前教师不仅对消极情绪信息产生注意偏向,还对积极情绪信息产生注意偏向。     

关系认知与善意认知对大学生人际信任的影响

采用投资博弈,以大学生为被试探讨关系认知（亲疏关系、阶层关系）和特质认知（以善意为例）对中国人人际信任的影响。结果发现,亲疏关系认知、阶层关系认知和善意认知都会影响中国人的人际信任。关系越近、阶层越高、越善意,信任水平越高。随着亲疏关系下降或善意降低,阶层关系对信任水平的作用之间的差异逐步减弱。亲疏关系认知和阶层关系认知存在交互作用,亲疏、阶层和善意也具有交互作用。人们对上位阶层的信任大于平位大于下位,但是当信任对象存在低善意特质或陌生人身份时,人们对上位阶层的信任会下降至和平位没有差异;当低善意特质和陌生人身份同时存在时,人们对上位、平位和下位的信任无差异。     

团队工作重塑的形成与影响机制

团队工作重塑是影响团队有效性的关键性因素。基于工作设计理论和团队运作模型, 提出了一个关于团队工作重塑的前因后果的理论模型, 旨在建立团队工作重塑的逻辑关系网络。首先, 对团队工作重塑的概念和内涵进行分析, 并探讨测量工具的维度。接着从多层分析视角, 考察领导行为、工作特征、团队人格构成、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对团队工作重塑的影响, 以及团队主动性动机状态中介作用。最后分析团队工作重塑对团队有效性的作用机制。     

叠音品牌名称对消费者知觉和态度的影响

品牌名称是重要的品牌资产, 在传递品牌价值、构建品牌形象和凸显品牌特征的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以往研究发现, 品牌名称的语义特征和语音特征(元音、辅音)都会对消费者知觉和态度产生影响, 但少有研究考察叠音这种语音结构特征的作用。从婴儿图式的角度, 考察叠音品牌名称对消费者知觉和态度的影响, 并检验其作用机制和边界。具体内容包括：(1)考察叠音品牌名称对消费者品牌知觉(物理特征知觉、心理特征知觉)及其消费者态度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2)检验内部语音特征和外部线索特征在叠音品牌名称与消费者知觉之间的调节作用。(3)检验产品类型特征和消费者特征在叠音品牌名称和消费者态度之间的调节作用。     

瞳孔是心灵的窗口吗?——瞳孔在心理学研究中的应用及测量

瞳孔大小是眼动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参数指标, 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人的心理活动并影响他人的心理与行为。一方面, 瞳孔变化受到自上而下的知觉与注意、情绪与动机、心理努力、社会认知与发展等因素的影响, 另一方面, 大瞳孔能引起他人更多的积极评价和积极行为。瞳孔的神经机制(蓝斑-去甲肾上腺素系统)和自适应增益理论解释了瞳孔与心理之间存在紧密联系的原因。瞳孔测量(pupillometry)作为一种有效的眼动追踪方法有助于理解瞳孔与心理的关系, 研究者在测量瞳孔时需要关注无关变量(如亮度、注视位置), 原始数据处理(如基线校正、眨眼处理)及瞳孔指标选取(如瞳孔直径、震颤频率)等问题, 未来研究应继续探讨瞳孔与其他心理之间的关系, 并探索更有效地处理和使用瞳孔指标的方法。     

非正式学习环境中幼儿的自发数量聚焦

大量从“能力”角度来探讨个体早期数学发展的研究仅专注于儿童早期的数学知识和技能, 而忽略了可能与儿童早期数学能力相关的方面。近年来, 数学认知发展研究者逐渐开始关注自发数量聚焦(Spontaneous focusing on numerosity, SFON), 即个体对环境中数量相关信息自发注意的认知倾向。SFON被视为其他数学聚焦倾向概念的基础, 但与自发数字聚焦(SAN)、自发阿拉伯数字聚焦(SFONS)和自发数量关系聚焦(SFOR)之间的联系仍需进一步明晰。作为数学表现的领域特异预测因子, 个体SFON的发展轨迹和作用机制是当前研究的重点所在。未来可从数学动机、数学焦虑等角度进一步探讨SFON的作用机制, 改良与创新SFON测量工具, 同时需深入推进家庭和学校场合的SFON干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