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读音中的音似与形似启动效应

本研究使用启动命名法,对汉字读音过程中的音似和形似启动效应进行了初步探讨。结果发现,音和形都相似的启动字和目标字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启动效应。关于字音和字形的相对作用,在本研究中音似启动效应显著,表明汉语读者的心理词典结构中存在着语音联结通路。形似启动效应不显著,但字形的启动作用值得进一步研究。     

235个图形的命名一致性、熟悉性、表象一致性和视觉复杂性评定

本研究使用命名法和量表评定法,分别对235个图形的命名一致性、熟悉性、表象一致性和视觉复杂性进行了测试。被试为142名大学生,集体施测。结果发现,除命名一致性指标相对较低外,其它三项指标与国外研究结果很接近,表明这套图形基本上是适合我国被试的。相关分析表明,四项指标是不同质的,它们的设置是必要的。其中,熟悉性和命名一致性两个指标是在各种图形实验设计中需要特别注意的。     

跨期选择的变易程度正向预测中华文化圈国民的自评扛疫成效：亚非欧美大洋洲18国跨国研究

跨期选择是对不同时间点的得失的权衡与选择。伊索寓言《蚂蚁和蚱蜢》假借群居型昆虫的跨期选择偏爱暗喻投资未来的慢策略比只顾眼前的快策略更利于生存。用跨期选择领域通用的语言解读这一寓言便是：选择大而迟选项的蚂蚁比选择小而早选项的蚱蜢更可能扛过严冬而生存下来。为了探索何种跨期选择策略更有助于我们扛过疫情,本研究调查了亚非欧美大洋洲这5大洲18个国家共计26355名受测者对混合得失双结果的跨期选择偏爱,测量了人们平时和疫时跨期选择偏爱的变易程度(2类变易的程度指标),以及人们自评的扛疫成效。跨文化比较结果的主要发现是：不同通货的选择变易程度(指标1)和不同时期的选择变易程度(指标2)能联合预测中国/新加坡文化圈国民的自评扛疫成效;不同时期的选择变易程度(指标2)也可以单独预测印度/马来西亚/菲律宾/尼日利亚文化圈国民的自评扛疫成效;这2类选择偏爱变易的程度指标不能预测其他文化圈国民的自评扛疫成效(或者预测方向和假设相反)。基于易经“穷则变,变则通”的要旨和跨国比较的发现,我们认为：面临历史危机时善于变通的特长抑或成就了中华民族特有的竞争优势;在应对危机时,与中国文化距离越相近的国家或民族抑或也能...     

面临着新时期的我国心理学

随着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我国的科学文化也将要进入一个崭新的光辉灿烂的繁荣发展时期。我们的心理学面临着这样一个伟大的新时期,应该怎么办呢?我想就我们心理学会在粉碎了“四人帮”之后举行第一个具有继往开来意义的年会的时候,对这个问题讲一些个人不成熟的看法,提供同志们参考、讨论并请指正。 华国锋同志向我们指出:“‘四人帮’的垮台标志着我国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澳门人的风险知觉与赌博行为

采用匿名问卷法,调查澳门人的风险知觉与赌博行为。结果显示：（1）赌场的劝世文既无劝勉也无劝阻人们赌博的作用;（2）社会关系网的钱财支援不影响实际赌博次数;（3）多次性博弈与一次性博弈所采用的是不同的机制,一次性博弈不是由期望值所决定的;（4）相互监视和制裁系统会影响赌博：受法律制裁约束的职业者比不受法律制裁约束的职业者更不好赌;自估在赌场遇见认识人的机会与赌博次数呈负相关;（5）性别及母语等“本质趋向”差异表明,所谓澳门人不好赌有其渊源并可能是在长期的文化沉淀中形成的;（6）受教育程度是影响赌博的有效预测变量。这些发现的理论含义一并进行了讨论。     

风险决策过程验证：补偿/非补偿模型之争的新认识与新证据

风险决策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大决策。如何进行风险决策是人类不断认识和改造世界过程中遇到的未解之谜。主流风险理论认为, 风险决策是一个补偿性的、期望值最大化的过程; 而非主流的风险理论则认为, 风险决策是非补偿性的, 并不遵循期望法则所假设的加权求和等过程。这一谜团为何一直没有得以破解, 或许是因为我们未找到揭示其心理过程的令人信服的证据。近10年来, 我们针对风险决策过程, 借助行为实验、眼动记录法、事件相关电位、功能磁共振成像等技术, 系统探索风险决策的心理和神经机制, 为回答“风险决策是否遵循补偿性规则”这一问题提供了汇聚性证据。本文依据期望法则所假设的概率函数推导、加权过程、加权求和过程、总分最大化等步骤, 对这些研究进行梳理与回顾, 以期加深人们对风险决策机制的理解, 并为建立、健全与风险决策相关的政策、法律法规提供理论依据。     

整合模型还是占优启发式模型? 从齐当别模型视角进行的检验

实验从齐当别模型的视角,通过对决策过程反应时的考察分别对以累积预期理论(cumulative prospect theory)为代表的整合模型和启发式模型家族的重要成员--占优启发式模型(priority heuristic)--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决策过程反应时并未随着占优启发式模型所假定的决策步骤的增加而变慢;也未随着选项之间整体值差值的变大而变快;模糊决策过程的反应时反而快于风险决策过程的反应时。无论是以累积预期理论为代表的整合模型还是占优启发式模型均不能满意地描述和解释人们的实际决策过程,而齐当别模型则能解释大部分实验结果。文章建议多角度、多指标探讨人们的决策过程,检验、修改、完善,以及建立新的启发式模型或决策过程模型(process model),以增进对人们如何进行风险决策的理解。     

从端粒和端粒酶探析冥想对压力的缓解作用

冥想是一种维持自我注意的身心调节技术,是缓解因压力所致的抑郁、焦虑等消极情绪的有效方法。端粒是维持染色体稳定和完整的DNA片段,大量有关冥想对端粒及端粒酶活性影响的研究阐明,通常情况下压力人群经过冥想训练能提高端粒长度并增加端粒酶活性,这种改变与压力缓解密切相关。这一积极效果主要得益于皮质醇和炎症等生物因素及心理和环境等非生物因素。未来可以通过对比不同冥想练习的效果、增加追踪研究、多学科联合及扩大样本等找到最有利于提高端粒长度和端粒酶活性的冥想方式。     

探究群体中的个体心灵--群体心理学与极端信仰

网上检索中无意间看到一段话,“不借助于个体心理学,也许不能彻底明白有人为何要杀人如麻;没有群体心理学,则人们永远无法理解,为何仍会有那么多人认为他不但做得正确,并且伟大无比。”这段话一下子把我打动留住了。因为我曾有过一段“认为自己不但做得正确,并且伟大无比”的经历。打开一看,原来是一篇书评,评法国心理学家塞奇·莫斯科维奇的群体心理学著作《群氓的时代》(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汉译精品新世纪版),于是找到了书并阅读。我曾是一名“法轮功”团体的成员,如果用褒意倾向的语言说,是信念极为坚定的一员,用贬意倾向的语言说,是痴…     

Complementary teaching practices: Ignatian pedagogy and Buddhist‐inspired compassion meditation

While scholarly discussions on Jesuit education are plentiful, inquiries related to Ignatian pedagogy are rare.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applications of Ignatian pedagogy by juxtaposing it with the analysis of a Buddhist‐inspired and interdisciplinary contemplation program, Cognitively‐Based Compassion Training® (CBCT®). Drawing from the author's experience in teaching CBCT® at a Jesuit University, this article explores how CBCT® aligns with the Ignatian Pedagogical Paradigm's five elements: context, experience, reflection, action, and evaluation. This study uses psychometrical measurements, such as the Compassionate Love for Humanity Scale, to document how my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may enhance participants' emotional well‐being and widen their ethical concerns. As these outcomes are inherently cross‐disciplinary and include intellectual and affective dimensions, they cannot be achieved through a single field. Building a bridge between the Ignatian Pedagogical Paradigm and CBCT® provides a successful strategy for the educational objectives of developing the whole person and forming a compassionate charac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