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他人决策差异：问题、研究与思考

目前关于自我-他人决策差异的研究在采用的任务、得到的发现及理论解释上均存在诸多矛盾或不一致的地方, 且缺乏对此种现象深层心理机制的探讨。虽然一些研究者试图用心理距离假设来解释相关结果, 但由于对心理距离的实验操纵过于简单, 难以形成解释力较强的理论模型。近年来我们的一系列研究发现：得失情境下自我-他人决策差异存在不对称性; 直接操纵心理距离比操纵决策者角色和社会距离对诱发自我-他人决策差异更有效; 决策者个体的自尊水平影响自我-他人决策差异。未来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探讨自我-他人心理距离的本质、决策者角色转换引起的心理距离变化及自我-他人决策差异的脑机制等问题。     

共同方法变异的影响及其统计控制途径的模型分析

共同方法变异(common method variance, CMV)指两个变量之间变异的重叠是因为使用同类测量工具而导致, 而不是代表潜在构念之间的真实关系。虽然以往研究显示CMV不一定导致研究结果的偏差, 在实际研究中应当加以考量。特别是在使用测量方法的研究中, 如果数据来源越单一, 测量方法越类似, CMV效应使研究结果产生偏差的可能性越大。CMV效应的控制方法包括过程控制法和统计控制法。在统计控制法的选择和使用上, 需要重点考虑该方法是否分离了三大变异(特质变异、方法变异和误差变异), CMV效应是在测量构念层面还是题目层面, CMV效应是加法效应还是乘法效应。控制潜在方法因子途径是统计控制方法中最重要的一类方法, 理解其模型是正确使用这类方法的前提。未来研究应当关注多个研究的CMV效应和侧重评估某个理论研究中CMV所引起的潜在的效度威胁。     

工作场所的不文明行为

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违背人际相互尊重的原则, 为组织环境带来广泛的慢性危害, 但由于其表现形式温和、伤害意图不明显, 因而长期被人们所忽视。近年来, 和谐的工作环境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 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也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回顾国外研究, 对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的概念界定、测量工具、前因变量和影响结果进行了系统梳理, 在此基础上总结对制度设计和选拔培训的管理启示, 并提出测量本土化、机制情境化、层次群体化、视角动态化等未来研究方向。     

依恋差异对自传记忆加工的影响

自传记忆是个体对过去生活事件的记忆, 是自我系统形成、发展和变化的基础, 对维持自我同一性和连续性具有重要意义。自传记忆的形成是一个建构过程, 依恋可能通过概念性自我系统和工作自我目标系统两种途径影响自传记忆的加工。依恋与自传记忆加工的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个体依恋特征及亲代依恋特征分别与自传记忆客观性特征、现象学特征、叙事特征及重构特征之间的关系。未来研究应聚焦依恋影响自传记忆加工的心理和神经机制, 增加不同社会文化情境、不同发展阶段亲代依恋特征和子代自传记忆加工的相关研究, 并使用启动范式、静息态成像技术、感知相机等变量控制更加严格、更具生态效度的研究方法。     

情绪对信任的影响:来自元分析的证据

采用元分析方法探讨情绪对信任的影响。通过中英文献检索,共有21篇文章70个独立样本符合元分析标准（N=4745）。其中积极情绪对信任的影响有47个独立样本,消极情绪对信任的影响有23个独立样本。元分析的结果表明,相对于中性情绪,积极情绪对信任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呈中等效应量（d=0.49）;消极情绪对信任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呈较小效应量（d=-0.23）。调节效应检验发现,情绪的诱发方式、信任对象熟悉性以及信任测量方式的调节作用均不显著。     

知情同意权在手术同意书中的法律探讨——李丽云死亡案引发的思考

李丽云因为丈夫拒签手术同意书而造成“一尸两命”的事件,“拒签”事件击中了医疗法规知情同意权在医疗实施过程中的软肋。如何保护病人的生命权、被救助权和手术权,如何让医院救死扶伤而没有后顾之忧,建议政府部门应该建立相应的“国家担保”制度,使病人得到最为及时有效的抢救和治疗。以免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     

多感觉整合测量范式中存在的影响因素探讨

已有的多感觉整合研究范式多采用不同单通道刺激和双通道刺激随机呈现的方式进行测量。在这种范式中混有通道转换效应, 该效应可能导致多感觉整合的测量结果不准确。因此, 分析清楚实验范式中通道转换效应的影响因素, 并以此为依据设计合理的整合测量范式, 是进行多感觉整合研究的一个必要前提。本文首先通过实验一验证了在经典的整合测量范式中通道转换效应的影响方式; 进而, 在实验二中通过控制前后刺激的信号强度的一致性, 分析了通道转换效应的特点。综合分析显示, 通道转换效应是由前一刺激差异所造成的对当前刺激通道加工的注意资源分配和警觉水平的变化所导致。该结果表明, 在多感觉行为测量中, 需先根据前一刺激通道分类后再进行分析。     

慢性军事应激致军人海马形态、认知功能和应对方式的变化

通过对572名连续4~16个月高强度军事训练的军人进行SCL-90测评, 研究慢性军事应激条件下军人海马形态、认知、心理特质和特质应对方式的变化特征。将其中l7例焦虑因子分≥3分者(焦虑或伴焦虑)设为研究组(A), 并以匹配法设对照组(B)。检测两组军人血皮质醇, 并用MRI观察海马形态、检测简单和复杂认知作业功能、以STAI测评状态-特质焦虑及以CCSQ测评应对方式, 探讨两组对应变化。研究结果显示：(1)血皮质醇：A、B组均高于正常水平, 有差异显著, A组显著高于B组。(2)海马形态：A组与B组MRI海马形态标准化后, A组海马形态显著萎缩, 与B组相比有显著性差异, 但各组每个同体的左右两侧之间相比无显著性差异。(3)认知作业功能：A组简单认知作业成绩与B组无显著差异, 但复杂认知作业成绩与B组相比有显著性差异。(4)状态-特质焦虑：A组的状态焦虑、特质焦虑分别与B组和常模比较均有显著变化, B组与常模相比状态焦虑变化显著, 特质焦虑变化不显著。(5)应对方式：A组积极应对方式平均值低于B组和常模并有显著性差异, B组高于常模; A组消极应对方式平均值高于B组和常模且有非常显著性差异, B组与常模无显著改变。结论 在慢性军事应激条件下, 特质焦虑个体的海马形态出现双侧萎缩, 复杂认知功能下降, 更易发生状态焦虑, 行为取向表现出积极应对方式降低、消极应对方式增加。     

什么决定着用户对产品的完整体验?

用户体验是以用户与产品的交互为基础而形成的用户对产品的完整感受。研究其决定因素可以有针对性地提高用户体验。早期研究表明, 可用性、美感和情感都有重要影响但皆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 近年来的研究重点关注于多因素整合理论及其模型的建立。在总结实效/享乐结构理论、用户-企业-产品双层结构理论和四种过程模型以提取用户体验影响因素的基础上, 提出目前研究的突破点可在三方面, 一是深入探讨各因素的作用, 二是揭示社会型产品用户体验的形成规律, 三是揭示用户体验随时间变化的规律。     

工作中的主动性行为的回顾与展望

工作中的主动性行为是旨在引起或促使变革的行为。它包括三个成分：自发性、前瞻性和变革性。组织行为学中得到较多关注的主动性行为包括主动改进工作方法、主动解决问题、个人主动性、寻求个性化的契约关系以及主动寻求反馈等行为。不同类型的主动性行为可以整合为三个高阶分类, 与角色外行为、适应性行为等有本质区别。主动性行为研究的逻辑关系网络包括前因变量、结果变量以及可能的调节变量。未来研究应基于中国特殊的文化和经济背景, 进一步整合主动性行为的内涵, 拓展研究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