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他人决策差异：问题、研究与思考

目前关于自我-他人决策差异的研究在采用的任务、得到的发现及理论解释上均存在诸多矛盾或不一致的地方, 且缺乏对此种现象深层心理机制的探讨。虽然一些研究者试图用心理距离假设来解释相关结果, 但由于对心理距离的实验操纵过于简单, 难以形成解释力较强的理论模型。近年来我们的一系列研究发现：得失情境下自我-他人决策差异存在不对称性; 直接操纵心理距离比操纵决策者角色和社会距离对诱发自我-他人决策差异更有效; 决策者个体的自尊水平影响自我-他人决策差异。未来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探讨自我-他人心理距离的本质、决策者角色转换引起的心理距离变化及自我-他人决策差异的脑机制等问题。     

共同方法变异的影响及其统计控制途径的模型分析

共同方法变异(common method variance, CMV)指两个变量之间变异的重叠是因为使用同类测量工具而导致, 而不是代表潜在构念之间的真实关系。虽然以往研究显示CMV不一定导致研究结果的偏差, 在实际研究中应当加以考量。特别是在使用测量方法的研究中, 如果数据来源越单一, 测量方法越类似, CMV效应使研究结果产生偏差的可能性越大。CMV效应的控制方法包括过程控制法和统计控制法。在统计控制法的选择和使用上, 需要重点考虑该方法是否分离了三大变异(特质变异、方法变异和误差变异), CMV效应是在测量构念层面还是题目层面, CMV效应是加法效应还是乘法效应。控制潜在方法因子途径是统计控制方法中最重要的一类方法, 理解其模型是正确使用这类方法的前提。未来研究应当关注多个研究的CMV效应和侧重评估某个理论研究中CMV所引起的潜在的效度威胁。     

工作场所的不文明行为

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违背人际相互尊重的原则, 为组织环境带来广泛的慢性危害, 但由于其表现形式温和、伤害意图不明显, 因而长期被人们所忽视。近年来, 和谐的工作环境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 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也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回顾国外研究, 对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的概念界定、测量工具、前因变量和影响结果进行了系统梳理, 在此基础上总结对制度设计和选拔培训的管理启示, 并提出测量本土化、机制情境化、层次群体化、视角动态化等未来研究方向。     

依恋差异对自传记忆加工的影响

自传记忆是个体对过去生活事件的记忆, 是自我系统形成、发展和变化的基础, 对维持自我同一性和连续性具有重要意义。自传记忆的形成是一个建构过程, 依恋可能通过概念性自我系统和工作自我目标系统两种途径影响自传记忆的加工。依恋与自传记忆加工的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个体依恋特征及亲代依恋特征分别与自传记忆客观性特征、现象学特征、叙事特征及重构特征之间的关系。未来研究应聚焦依恋影响自传记忆加工的心理和神经机制, 增加不同社会文化情境、不同发展阶段亲代依恋特征和子代自传记忆加工的相关研究, 并使用启动范式、静息态成像技术、感知相机等变量控制更加严格、更具生态效度的研究方法。     

情绪对信任的影响:来自元分析的证据

采用元分析方法探讨情绪对信任的影响。通过中英文献检索,共有21篇文章70个独立样本符合元分析标准（N=4745）。其中积极情绪对信任的影响有47个独立样本,消极情绪对信任的影响有23个独立样本。元分析的结果表明,相对于中性情绪,积极情绪对信任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呈中等效应量（d=0.49）;消极情绪对信任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呈较小效应量（d=-0.23）。调节效应检验发现,情绪的诱发方式、信任对象熟悉性以及信任测量方式的调节作用均不显著。     

从系统论看肿瘤的生物靶向性治疗

肿瘤的生物靶向性治疗是恶性肿瘤治疗的新方法,其试图通过在基因水平上调节与肿瘤发生、发展有密切联系的生命物质来达到治愈肿瘤的目的。但临床运用中,生物靶向性治疗的疗效与我们的想象相去甚远。本文运用系统论的观点,分析目前生物靶向性治疗中存在的问题及寻求可能解决的方法。     

元代疫灾述论

元代疫灾严重程度难以想象,为害甚重。据史实考察可以发现：元代疫灾虽是由自然界的破坏力及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失调共同作用而引发的,但作用主体是有变化的,且时段划分比较明显。疫灾的时间分布密集,空间分布也较为平衡。元政府在防疫方面也有许多积极举措。     

五个层面的挑战与三大理论难题——试论基因伦理

基因伦理的挑战在基因-检测、基因-治疗、基因-生殖、基因-克隆、基因-生态等五个层面展开,大致包括保护基因隐私、防止基因歧视,生殖细胞能否基因治疗,辅助生殖是否“扮演上帝”,克隆人,转基因的安全性等内容。同时,提出了基因决定论、实体论和主观论以及基因伦理走向何处等理论难题,需要认真研究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