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儿童分析概括和辨认汉字字形能力的发展研究——Ⅲ.精细辨认的发展

在上一报告中,我們曾提出儿童精細辨认能力的发展問題。初步結果表明这种能力在二、五年級之間仍有較大的发展,并与儿童分析概括与辨认汉字字形能力的第二轉折点有关。为了进一步了解这方面能力的发展情况,我們进行了精細辨认能力的补充实驗。     

视觉掩蔽可基于知觉到的客体位置

利用flash—lag效应分离视觉掩蔽中客体的物理位置和知觉位置,以探讨掩蔽效应是否基于知觉到的客体位置。实验中掩蔽刺激做圆周运动,到某一位置时,目标刺激短时呈现,要求被试判断目标刺激（缺角菱形）的缺角方向。通过操作目标呈现时二者之间的相对位置,发现当二者物理位置不重合而知觉位置重合时掩蔽效应最大。该结果表明,视觉掩蔽可基于知觉到的客体位置。     

《伤寒论》理论构建的动力与机理探讨

张仲景的个人素养是<伤寒论>理论产生的关键条件,他的仁学理念为其研究医学提供了精神动力,他的继承与创新的精神使他构建了理、法、方、药的完整理论体系.东汉末年气候转寒,自然灾害频发,社会动荡不安,瘟疫流行,迫切需要新的医学理论和治疗方法.东汉末年的学术思想也为<伤寒论>的理论构建提供了方法学基础.     

未来时间距离对自我行为表征的影响：评价内容效价的作用

先前研究表明,对于自我行为,相对于近期过去,个体对远期过去正性行为的表征更倾向于特质性和抽象性,但对负性行为的表征未获得明确的类似效应（申之美等,2010）。本研究以特质性和行动性行为描述句子为实验材料,通过两个实验考察了未来时间距离对自我正性行为和负性行为的表征特征的影响,以进一步探讨评价内容的效价特性对于建构水平的心理距离效应的调节作用。实验结果发现,相对于近期未来,被试对远期未来自我的正性行为更倾向于抽象的特质性表征,但在负性行为上未获得类似效应。个体对未来自我行为的正性期待和负性回避倾向可能是自我行为表征缺乏距离效应的心理机制。     

大学生共情对利他行为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探究大学生共情、幸福感和神经质对利他行为的影响,为促进大学生利他行为提供依据。采用方便取样,选取辽宁省某高校选修课程学生273名,完成中文版人际反应指针量表、神经质人格问卷、幸福感指数量表和大学生利他行为问卷。结果显示:(1) 神经质在共情和利他行为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也就是说,共情既对利他行为产生直接影响,也通过神经质间接地影响着利他行为;(2) 幸福感是神经质部分中介共情和利他行为关系的调节变量。幸福感调节的是中介作用的后半路径,即共情通过神经质对利他行为的间接效应受到幸福感的调节。具体的说,相对于低幸福感的大学生,间接效应对于高幸福感的大学生更加显著。因此,共情对利他行为的影响是有调节的中介效应。研究结论对增强大学生利他行为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价值。     

顿悟问题思维僵局早期觉察的脑电研究

思维僵局不仅是顿悟问题有别于常规问题的重要要素, 而且是顿悟赖以实现的基础。先前研究虽对顿悟瞬间的脑认知活动进行了较充分的探讨, 但却较少对思维僵局的有关过程进行研究。思维僵局究竟是源于早期的知觉阶段还是晚期的问题加工阶段至今仍是未解之谜, 但它却是人们认识顿悟过程所必需的。只有充分认识和理解了该过程, 才可能更全面地理解顿悟究竟建立在怎样的脑认知表征的基础之上。研究运用ERPs技术, 采用猜谜任务范式对顿悟中思维僵局产生的阶段及其脑认知活动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 在120~210 ms和620~800 ms内, “有僵局”谜题较之“无僵局”谜题在额-中央区分别诱发了一个更正的P170和晚期LPC。其中, P170主要反映人脑对思维僵局的早期觉察, LPC则主要表征人脑经过一定解题尝试后对前期预评估僵局的修正和有意识反思。这些结果挑战了传统的思维僵局的晚期产生假说, 支持思维僵局的“早期产生机制”假说, 表明人脑在早期知觉阶段就能直觉地觉察思维僵局的存在。     

天、象、辞与《易传》哲学基本问题

《周易》包含《经》与《传》两个部分。《经》重占卜,《传》在诠释。《易传》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天意、卦象与言辞之间关系如何?《周易》认为,天是本原;象是符号,天的象征;辞是陈述,再现符号、指称命运。天意经过卦象,由言辞得以彰显。三者实现了统一。这三者的关系,从根本上来说,依然体现了性的问题。它是儒家人性论的一种特殊形态。《周易》将圣人神化,为言辞提供了权威基础。     

父母学习陪伴与小学生学业不良的关系:亲子学业沟通的中介作用和学习负担的调节作用

采用父母学习陪伴问卷、亲子学业沟通问卷、学习负担量表和学业成绩自我评定量表对578名4-6年级小学生及家长进行调查,探讨父母学习陪伴与小学生学业不良的关系以及亲子学业沟通四个维度（成绩沟通、习惯沟通、态度沟通和方法沟通）的中介作用和学习负担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1）父母学习陪伴对学业不良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2）亲子学业态度沟通和方法沟通在父母学习陪伴与学业不良的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3）学习负担在亲子学业态度沟通与学业不良之间的调节作用显著。在低学习负担条件下,亲子学业态度沟通对学业不良的改善作用更为明显。本研究结果表明,提高父母学习陪伴的时间和陪伴质量、改善亲子学业沟通方式并适当降低学习负担,可能改善小学生的学业不良。     

授权型领导对员工反馈寻求行为的影响机制：领导差异化授权两阶段的调节作用

从员工直接感知的角度编制领导差异化授权问卷,并通过构建两阶段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探讨了授权型领导对反馈寻求行为的影响机制与领导差异化授权在其中的调节作用。对388份问卷数据分析后发现：（1）授权型领导正向预测员工的领导认同与反馈寻求行为;（2）领导认同在授权型领导与反馈寻求行为中起中介作用;（3）领导差异化授权调节授权型领导通过领导认同对反馈寻求行为的中介作用,即调节了中介过程的第一段（授权型领导−领导认同）与第二段（领导认同−反馈寻求行为）。研究结果揭示了授权型领导影响反馈寻求行为的中介与调节效应,可为管理实践中促进反馈寻求行为提供科学参考。     

团队行动中反思与团队创新关系研究的动态视角——认知与情绪的双元路径

在复杂变化的市场环境中, 在我国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背景下, 企业的长远发展需要依赖于团队创新以建立独特竞争优势。通过对已有团队反思与创新关系研究的梳理, 发现了二者间关系的黑箱, 理论认为回顾过去能够带来新思想和新变化, 然而针对其如何实现的过程机制的实证研究却十分匮乏。基于此, 在传统的行动后反思的思想基础上, 本研究提出团队行动中反思在概念内涵和实证测量上的区别, 检验行动中反思和行动后反思在不同创新阶段的差异性作用, 动态性分析创意形成和创意实施的行为结果, 通过整合动机性信息加工理论和情绪的社会功能视角, 提出认知层面的信息处理和情感层面的团队情绪这两种机制的耦合方式, 构建团队反思影响创新的整体模型, 并深入探讨影响作用的过程机制和边界条件, 以及对各阶段关系上情境因素的调节作用进行全面的分析, 为反思与创新理论和实践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