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政治参与和地方政府信任的关系: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研究聚焦政府宣传教育,考察公众政治参与和地方政府信任的关系。对2061名有效被试进行问卷调查并分析。结果发现:(1)政治参与显著正向预测地方政府信任;(2)活动有用性评价在政治参与和地方政府信任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宣传教育频率负向调节政治参与和有用性评价的关系以及有用性评价的中介效应。上述结果表明,多渠道提升公众政治参与意识,合理把握政府宣传教育频率是促进地方政府信任提高的可选策略。     

计算机化分类测验终止规则的类别、特点及应用

计算机化分类测验(Computerized Classification Testing, CCT)能够高效地对被试进行分类, 已广泛应用于合格性测验及临床心理学中。作为CCT的重要组成部分, 终止规则决定测验何时停止以及将被试最终划分到何种类别, 因此直接影响测验效率及分类准确率。已有的三大类终止规则(似然比规则、贝叶斯决策理论规则及置信区间规则)的核心思想分别为构造假设检验、设计损失函数和比较置信区间相对位置。同时, 在不同测验情境下, CCT的终止规则发展出不同的具体形式。未来研究可以继续开发贝叶斯规则、考虑多维多类别情境以及结合作答时间和机器学习算法。针对测验实际需求, 三类终止规则在合格性测验上均有应用潜力, 而临床问卷则倾向应用贝叶斯规则。     

抑郁和焦虑与心律失常

焦虑抑郁广泛存在于各种心血管疾病中已成共识。心律失常患者合并心理问题在临床上十分常见,焦虑抑郁导致的自主神经对心脏的调节失衡会进一步促使心律失常的发生与发展。对于非器质性心脏病,β受体阻滞剂与抗焦虑药物合用有很好的疗效;器质性心脏病患者并发心律失常时患者的焦虑抑郁会进一步加重,甚至导致恶性室性心律失常的发生,增加器质性心脏病患者的病死率;心律失常介入治疗引起的焦虑抑郁更为常见。临床上对焦虑抑郁症状要有充分的重视,积极识别并诊断,以期进一步提高心律失常患者的生活质量,减少病死率。     

血管壁切应力的优与非优

在生理水平的血管壁切应力属于优性因子,能促进血管重建,抑制内皮细胞凋亡,调节内皮细胞分泌功能,使内皮细胞形态产生适应性变化;而显著升高或降低的血管壁切应力则属于非优因子,导致高血压恶性循环发生、促进动脉粥样硬化及动脉血栓形成。实现切应力非优向优转化的重要途径是降低高血压和选择性阻断切应力对基因表达的调节     

国际合作中知情同意面临的难题及思考

目前在医学研究的国际合作中,知情同意原则在实施中出现了许多争议和难题.结合一些典型案例,对知情同意的跨文化研究、知情同意表格的误解以及保护受试者与自由研究之间的权衡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地分析.指出:加强交流、相互尊重、求同存异是解决跨文化研究的必由之路;严格审查、加强监管是避免知情同意流于形式的重要手段;鼓励与防范并举才能达到双赢的局面.     

人格类型对应激反应影响的实验研究(实验室应激源部分)

本研究以EPQ为依据选择高神经质和低神经质2组共24名被试,以有时间压力的心算和复杂辨别反应操作为紧张性刺激,在进行作业的同时记录被试的呼吸频率、呼吸流量、脉率、指端血管容积和皮肤电反应等五项生理指标,并检测尿内儿茶酚胺分泌量。通过对人格类型、作业成绩、作业难度主观评价、紧张性情绪体验,以及对尿内儿茶酚胺分泌量和五项生理指标的综合分析,以研究人格类型对应激反应影响的程度和途径。结果表明,在两组被试作业成绩无显著差异的情况下,在对作业难度主观评价和情绪体验的程度上,高神经质组高于低神经质组。在平静状态下,高神经质组去甲肾上腺素分泌量高于低神经质组;应激状态下,高神经质组的儿茶酚胺反应强度和变化幅度均明显高于低神经质组。高神经质组的五项生理指标均比低神经质组有较大的变化幅度。儿茶酚胺分泌量与脉率有明显的正相关。另外,通过与自然应激源部分的实验结果比较,发现实验室与现场应激的效果基本一致。     

视觉诱发电位(VEP)对不同频率条纹的反差敏感性

本实验利用条纹发生器产生正弦调制的条纹作视觉刺激,用NICOLETCA—1000平均仪,从枕骨隆起上方沿中线5cm处记录瞬态视觉诱发电位。实验用四种不同反差,十种空间频率,四名被试。结果表明瞬态视觉诱发电位(C_1—C_2)的峰值随反差的增加而变化,其在空间频率上有一定的分布,最敏感处落在3—5C/deg。在阈上刺激时,被试个体有差异,但分布趋势相似,最敏感处也为3—5C/deg,这和心理物理实验获得的调制传递函数(MTF)结果很吻合。从实验结果可以看到(C_1—C_2)值对反差变化是敏感的,它反映了人视觉系统对不同空间频率上的反差敏感性,可以把它与MTF相类比。     

Editor's Note: Societal changes and expression of concern about Rekers and Lovaas' (1974) Behavioral Treatment of Deviant Sex-Role Behaviors in a Male Child

In an early study in the Journal of Applied Behavior Analysis, Rekers and Lovaas (1974) evaluated the Behavioral Treatment of Deviant Sex-role Behaviors in a Male Child. They investigated the use of reinforcement and punishment to target non-gender-conforming behaviors of a 5-year-old male child. This study was considered by some to be controversial and concerning, even near the time of publication (Nordyke et al. 1977; Winkler, 1977). The concerns focused on the ethicality of selecting non-gender-conforming behavior as a target response and the use of punishment for this type of response, particularly at the behest of parents when the young child was not seemingly distressed. The study has subsequently been used as empirical support for conversion therapy creating concerns about misinterpretation of the original article and harm to the LGBTQ+ community. This editorial reviews the concerns originally presented by Nordyke et al. (1977) and Winkler (1977) and issues an official Expression of Concern about the various harms that have been associated with this paper.     

选择与坚持:跨期选择与延迟满足之比较

做出选择与坚持选择是决策活动的两个重要阶段。跨期选择源于经济学领域对成人对发生在不同时间点的结果"做出选择"过程的研究;延迟满足则源于心理学领域对儿童为获得未来较大收益而抵制当前诱惑的"坚持选择"过程的研究。二者均致力于研究与时间相关的决策活动,从不同视角关注个体的冲动性与自我控制,但鲜见学者对二者异同的系统比较。本文着重从研究方法、认知机制与神经基础入手探讨了二者的异同,冀为两个研究领域协同发展、共同促进人类远见的培养与实践提供科学的理论支持。     

抗战时期四川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契机

四川地处中国西南,居祖国内陆,多山地丘陵,交通不便,较为闭塞。全面抗战初期,四川政治、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卫生条件也较为简陋,在全国医疗卫生水平排名中处于较低地位。而在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四川成为抗战领导组织的核心地区,占据重要的战略地位。战略地位的改变,带来了卫生资源的调整,医疗卫生需求的急剧增加和国内外卫生发展支持力量的帮助,给四川医疗卫生发展以难得的机遇。抗战时期四川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对当时四川的社会稳定和抗战胜利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并奠定了战后四川医疗卫生事业大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