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与出路：骨髓捐献的法理分析

面对骨髓捐献供体的严重短缺,捐献人的随意反悔以及法律规范的缺失,从法理的视角,认定骨髓捐献的性质是合同行为,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分析捐献合同的人身性和阶段性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合理配置捐献人的任意撤消权、受益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以及受赠人的公益责任,以权利制约权利,权利与义务的对等,保持当事人的权利平衡,这有利于维护骨髓捐献公益性行为的良性发展。     

五台山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缩影——五台山佛教文化国际学术会议上的讲话

我虽然人在北京,可是心里时刻惦念着五台山的研究和发展。在自清才同志的关怀下,五台山研究会成立了。之后,又办起了专业杂志,而且办得很好。看到事业的兴旺发达,我非常高兴和感动。再加上今天在座的有这么多年轻人参会,更增加了信心,我们的事业前途无量。五台山研究会在开始成立的时候,我们就考虑到五台山文化为什么是这样一个名称呢?因为中国是一个多种民族、多种信仰的国家。信仰佛教的人比较多。     

外源性注意与多感觉整合的交互关系

外源性注意与多感觉整合的交互关系是一个复杂且具有争议的研究领域, 一直以来备受研究者们关注。为了解释两者间的交互作用机制, 本文基于已有研究成果从两方面综述了外源性注意与多感觉整合的交互关系：(1)外源性注意可以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调节多感觉整合, 包括空间不确定性、感知觉敏感度和感觉通道间信号强度差异三种理论假说; (2)多感觉整合可以调节外源性注意。一方面, 来自多感觉通道的刺激能够以自下而上的方式自动整合, 整合后的多感觉通道刺激比单通道刺激具有更大的凸显性从而有效地吸引注意。另一方面, 整合后的多感觉通道刺激能够作为多感觉信号模板存储于大脑之中, 从而在任务中实现自上而下地调节注意捕获。     

羞耻情绪对欺骗行为的影响：自我控制的作用

本文通过4个实验考察羞耻情绪对欺骗行为的影响, 并进一步探讨这一影响存在的条件及其机制。实验1考察羞耻情绪对欺骗的影响, 结果发现羞耻组的欺骗行为和欺骗倾向显著低于控制组。实验2将羞耻分为道德失范和能力不足两种情景, 考察羞耻对欺骗产生影响的条件, 结果发现, 道德失范羞耻组的欺骗行为显著低于能力不足羞耻组和控制组。实验3a考察道德失范所引发的羞耻对自我控制资源的影响, 结果发现, 羞耻情绪诱发组的自我控制任务成绩显著高于未诱发组。实验3b考察自我控制资源在羞耻情绪影响欺骗行为中的作用, 结果发现, 自我控制资源在羞耻情绪影响欺骗的过程中起完全中介作用。这些研究结果表明, 当个体的羞耻情绪由道德失范而诱发时, 会遏制其欺骗行为的产生; 羞耻情绪对欺骗行为的影响机制可能是: 感受到羞耻的个体, 为恢复和保护受损的道德自我, 通过调集更多自我控制资源的方法影响欺骗行为的出现。     

创造性产品评价中的从众效应

尽管对从众效应已经开展了广泛的研究, 但对于创造性产品的评价是否存在从众效应仍有待探讨。本实验以原创性程度不同的两类创造性产品——“创新产品”和“革新产品” ——为材料, 采用“初次评价-从众诱导-延时再评”的实验程序, 研究了人们在创造性产品的两个基本维度——新颖性和实用性——的感知和评价上是否存在从众效应。结果发现, 两类产品在两个维度的评价上都存在从众效应; 但“创新产品”在实用性维度的评价上比“革新产品”更容易从众。实验进一步比较了被试在做出两个维度的评价时其确定性程度有无差异, 发现被试在对“创新产品”进行实用性评价时所伴随的不确定感较之革新产品更强, 这提示可能是对“创新产品”进行实用性判断时所具有的更大的不确定感导致了从众程度的增加。     

肢体形状和肢体动作表征的早期发展

肢体是社会性信息的重要载体。研究肢体表征的早期发展对于揭示其肢体表征加工的内在机制, 进一步理解婴儿的社会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肢体形状和肢体动作两个方面来看, 已有研究主要考察了婴儿在处理肢体结构信息和运动信息时的表征方式, 并提出了婴儿肢体表征发展机制的两种理论。未来应进一步明确婴儿肢体表征的具体发展过程及关键期, 并通过脑成像技术探究生物运动偏好对于肢体表征的作用机制。     

SARS危机中以受众为中心的风险沟通分析

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通过探讨信任和社会心理支持两个主要因素的效应,分析“以受众为中心的风险沟通”方式在SARS危机中的表征。结果发现,SARS期间民众通过大众渠道、专门渠道和人际渠道获得信息,并以风险信息的“焦点渐进知觉模式”知觉信息;民众对政府和专家具备基本的信任;我国民众的社会心理支持体系可区分为情感型和权威型,两种类型对个体有不同的意义。通过整合上述特征,可形成有效的“以受众为中心的风险沟通”方式。     

父母学业参与、父母学业压力与青少年早期的学业投入: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为探讨父母学业参与和学业压力与青少年早期学业投入之间的关系,考察成就目标取向的中介作用,以及学业成就水平在该中介过程中的调节作用,对2487名初一学生进行测查,结果发现：（1）父母学业参与正向预测青少年早期个体的学业投入、负向预测学业抽离,父母学业压力正向预测学业抽离;（2）掌握目标取向在父母学业参与和青少年早期的学业投入之间起正向中介作用,在父母学业参与和学业抽离间发挥负向中介作用;表现回避目标取向在父母学业压力和学业抽离间具有正向中介作用;（3）掌握目标取向的中介作用受到学业成就水平的调节。研究结果揭示了父母学业参与和学业压力对青少年早期的学业投入的共同作用,为从家庭层面提高青少年的学业投入水平提供了参考。     

共情的双刃剑效应：COVID-19心理热线咨询师的继发性创伤应激和替代性创伤后成长

关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期间的心理援助热线咨询师由共情带来的消极和积极影响及机制, 并探究从消极影响转变为积极成长的内在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研究以国内疫情期间, 776名在教育部华中师范大学心理援助热线平台上工作的咨询师(平均年龄42.57岁, 平均咨询经验12.44年)为研究对象, 使用问卷法测量热线心理咨询师的共情、正念、寻求意义、继发性创伤应激(Secondary Traumatic Stress, STS)和替代性创伤后成长(Vicarious Posttraumatic Growth, VPTG)。采用潜变量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分析, 结果发现：(1)咨询师的共情正向预测STS和VPTG; (2) 正念在共情和STS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寻求意义在共情和VPTG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3) 共情还可以分别通过STS、STS-寻求意义、正念-STS、正念-STS-寻求意义的中介路径对VPTG起正向预测作用。该结果提示要辩证看待共情带来的消极和积极影响, 关注从消极反应到积极成长的转变, 这不仅能够深化共情及其影响的理论, 还能为相关研究应用提供启示。     

对医疗纠纷和解方式的再认识

和解作为解决医疗纠纷的首选方式具有符合国情、经济便捷等优势,具有广泛的应用空间,但是它也可能产生和解协议不公、隐瞒医疗事故等不利于患者和公共利益的缺陷。因此,向患方提供医疗知识援助、加强对大额和解赔偿协议的审查、严格行政部门配合义务等制度的建立,可以兴利除弊,保障和解顺利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