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婚姻质量与儿童内化问题:父母情绪表达的中介作用与儿童迷走神经活动的调节作用

基于家庭系统理论与个体-环境交互理论,研究考察了父母情绪表达在父母婚姻质量与儿童内化问题关系中的中介作用,以及儿童迷走神经活动的调节作用。研究选取155名6~7岁小学儿童为被试,运用便携式生理多道记录仪采集儿童静息与任务状态下的心电（ECG）与呼吸率,换算出基线RSA与RSA反应作为迷走神经活动的指标,采用母亲报告的《婚姻质量问卷》、《家庭情绪表达问卷》和《儿童行为量表》测评父母婚姻质量、父母情绪表达及儿童内化问题。结果发现：（1）父母婚姻质量负向预测小学儿童内化问题;（2）父母消极、积极情绪表达在父母婚姻质量与小学儿童内化问题关系中起中介作用;（3）小学儿童迷走神经张力（基线RSA）调节父母消极情绪表达与儿童内化问题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父母婚姻质量不仅直接影响儿童内化问题,同时会通过父母情绪表达间接地影响儿童内化问题。另外,较高迷走神经张力能够缓冲父母消极情绪表达对儿童内化问题的影响。     

职前教师情绪觉察能力对情绪信息注意偏向的影响

采用修订的情绪觉察水平量表（LEAS）对315名职前教师进行调查,并从中筛选出高、低情绪觉察能力组被试各60人,分别完成情绪面孔Stroop任务（研究1）和情绪词Stroop任务（研究2）。（1）研究1的正确率上,中性面孔最高,愉快面孔次之,悲伤面孔最差;反应时上,悲伤面孔最长,愉快面孔次之,中性面孔最短;高分组仅在愉快和中性面孔上的反应时长于低分组;消极面孔的干扰效应高于积极面孔的干扰效应。（2）研究2的反应时上,消极词的反应时最长,显著长于中性和积极词;高分组仅在积极词和中性词上的反应时长于低分组,且高分组在积极词上的干扰效应高于低分组。研究结果表明与中性刺激相比,高低情绪觉察能力组均对情绪刺激产生了注意偏向,尤其是负性情绪刺激;与低情绪觉察能力组相比,高情绪觉察能力职前教师不仅对消极情绪信息产生注意偏向,还对积极情绪信息产生注意偏向。     

关系认知与善意认知对大学生人际信任的影响

采用投资博弈,以大学生为被试探讨关系认知（亲疏关系、阶层关系）和特质认知（以善意为例）对中国人人际信任的影响。结果发现,亲疏关系认知、阶层关系认知和善意认知都会影响中国人的人际信任。关系越近、阶层越高、越善意,信任水平越高。随着亲疏关系下降或善意降低,阶层关系对信任水平的作用之间的差异逐步减弱。亲疏关系认知和阶层关系认知存在交互作用,亲疏、阶层和善意也具有交互作用。人们对上位阶层的信任大于平位大于下位,但是当信任对象存在低善意特质或陌生人身份时,人们对上位阶层的信任会下降至和平位没有差异;当低善意特质和陌生人身份同时存在时,人们对上位、平位和下位的信任无差异。     

“自爱”指标与维度的初探——《四库全书》中“自爱”的心理学研究

从《四库全书》中检索到1700部涉及“自爱”的古籍,形成包含2370条句段的语料库并逐条进行内容分析。结果发现,自爱包含自我珍重、自我接纳与自我约束三个主要指标以及个我自爱、小我自爱与大我自爱三个主要维度。未来研究将依据我国社会文化和历史的脉络,结合新时代人们对自爱的理解,编制相应的测量工具,从而为健全人格养成服务。     

团队工作重塑的形成与影响机制

团队工作重塑是影响团队有效性的关键性因素。基于工作设计理论和团队运作模型, 提出了一个关于团队工作重塑的前因后果的理论模型, 旨在建立团队工作重塑的逻辑关系网络。首先, 对团队工作重塑的概念和内涵进行分析, 并探讨测量工具的维度。接着从多层分析视角, 考察领导行为、工作特征、团队人格构成、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对团队工作重塑的影响, 以及团队主动性动机状态中介作用。最后分析团队工作重塑对团队有效性的作用机制。     

行为干预情绪记忆再巩固：从实验室到临床转化

重新激活已经储存的记忆会重返暂时不稳定的状态, 需要经历重新稳定, 称为记忆再巩固。在这期间可以通过多种行为手段破坏、强化或更新原始记忆痕迹, 这为开发一种革命性的情绪记忆障碍治疗方法开辟了道路。然而, 即使在简单的实验模型中引发记忆再巩固的条件也是复杂的, 这给临床转化带来了困难与挑战。未来研究可以设置更具生态效应的基础模型, 寻求引发以及干预再巩固的最佳方式, 从神经生理、细胞分子层面进一步深化其内在机理研究。     

叠音品牌名称对消费者知觉和态度的影响

品牌名称是重要的品牌资产, 在传递品牌价值、构建品牌形象和凸显品牌特征的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以往研究发现, 品牌名称的语义特征和语音特征(元音、辅音)都会对消费者知觉和态度产生影响, 但少有研究考察叠音这种语音结构特征的作用。从婴儿图式的角度, 考察叠音品牌名称对消费者知觉和态度的影响, 并检验其作用机制和边界。具体内容包括：(1)考察叠音品牌名称对消费者品牌知觉(物理特征知觉、心理特征知觉)及其消费者态度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2)检验内部语音特征和外部线索特征在叠音品牌名称与消费者知觉之间的调节作用。(3)检验产品类型特征和消费者特征在叠音品牌名称和消费者态度之间的调节作用。     

瞳孔是心灵的窗口吗?——瞳孔在心理学研究中的应用及测量

瞳孔大小是眼动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参数指标, 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人的心理活动并影响他人的心理与行为。一方面, 瞳孔变化受到自上而下的知觉与注意、情绪与动机、心理努力、社会认知与发展等因素的影响, 另一方面, 大瞳孔能引起他人更多的积极评价和积极行为。瞳孔的神经机制(蓝斑-去甲肾上腺素系统)和自适应增益理论解释了瞳孔与心理之间存在紧密联系的原因。瞳孔测量(pupillometry)作为一种有效的眼动追踪方法有助于理解瞳孔与心理的关系, 研究者在测量瞳孔时需要关注无关变量(如亮度、注视位置), 原始数据处理(如基线校正、眨眼处理)及瞳孔指标选取(如瞳孔直径、震颤频率)等问题, 未来研究应继续探讨瞳孔与其他心理之间的关系, 并探索更有效地处理和使用瞳孔指标的方法。     

非正式学习环境中幼儿的自发数量聚焦

大量从“能力”角度来探讨个体早期数学发展的研究仅专注于儿童早期的数学知识和技能, 而忽略了可能与儿童早期数学能力相关的方面。近年来, 数学认知发展研究者逐渐开始关注自发数量聚焦(Spontaneous focusing on numerosity, SFON), 即个体对环境中数量相关信息自发注意的认知倾向。SFON被视为其他数学聚焦倾向概念的基础, 但与自发数字聚焦(SAN)、自发阿拉伯数字聚焦(SFONS)和自发数量关系聚焦(SFOR)之间的联系仍需进一步明晰。作为数学表现的领域特异预测因子, 个体SFON的发展轨迹和作用机制是当前研究的重点所在。未来可从数学动机、数学焦虑等角度进一步探讨SFON的作用机制, 改良与创新SFON测量工具, 同时需深入推进家庭和学校场合的SFON干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