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压素对记忆巩固过程作用的研究 Ⅲ.GABA能药物对加压素易化大白鼠被动回避反应的影响

本文以平台被动回避反应为行为模式,采用侧脑室微量注射AVP和GABA能受体激动剂蝇蕈醇(Muscimol)、受体拮抗剂印防己毒素(Picrotoxin),进一步研究了AVP易化记忆巩固效应及与中枢GABA能系统的关系。主要实验结果如下: 1.AVP对被动回避行为模式的学习训练过程无促进作用,但促进了这种行为的记忆巩固过程,注射AVP的动物记忆保持能力显著高于对照组动物,有效剂量为30ng/大鼠。 2.侧脑室注射100ng/大鼠蝇蕈醇后,AVP仍非常显著地保持其行为效应,但注射100ng/大鼠印防己毒素后,AVP的效应已见下降,剂量增至300ng/大鼠后,AVP的效应已被完全消除。 实验结果再次提示,加压素具有促进记忆巩固过程的中枢性效应,脑内GABA能神经元的活动可能参与了这种效应。     

兴奋性氨基酸对猫怒叫反应的影响

为了提供猫“怒叫中枢”的神经元胞体参与怒叫反应的直接证据,本实验观察了“怒叫中枢”内注射谷氨酸单钠和海人酸对猫怒叫反应的影响。结果表明,“怒叫中抠”内注射谷氨酸单钠后,动物的呼吸加快,瞳孔明显扩大,电刺激引起叫反应的阈值明显降低。注射海人酸也可引起呼吸加快,瞳孔扩大,电刺激引起叫反应的阈值明显下降等反应。实验所用的动物中有3只动物,海人酸还可直接诱发叫反应。本实验提示,电刺激“怒叫中枢”引起的怒叫反应是神经元胞体兴奋的结果,而不是过路纤维兴奋的作用。     

针刺对两点辨别觉的作用

本研究报告证实了针刺能够显著地提高两点阈限。本文探讨了针刺对两点阈限改变的时间关系和空间关系。分析了情绪状态、电针刺激强度、频率对针刺提高两点阈限的影响。还分析了针刺对痛阈的提高与对两点阈限的提高的关系。     

精密檢驗的观察誤差的原因分析

一、目的 观察誤差是精密检驗誤差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現行的精密检驗方法中,人工操作还占很重要的位置,检驗最后的数值。还是依靠人来判断,因此,检驗者观察誤差的大小,对检驗质量起着一定的影响。在精密检驗中,观察誤差一般分为对准誤差和粗大誤差。前者在很大的程度上依从于检驗者对綫能力的大小(即視觉游标銳度)及精細的距离鉴別能力的优劣。 有关視觉游标銳度的問題,前人有过不少研究。Wuelfing(1892)最初測量的結果,认为如果两直綫上下并列,避免眼睛的扩散作用,游标阈限可降低到12秒弧度。French     

技术革新中如何促进创造性思维的初步探索

一、研究的目的 党的八届二中全会报告指出“机器是要人来創造和发动的,物貭生产資料是要經过人的努力才能实現的。”从心理学的角度总結研究我国技术革命运动中革新者、发明家是怎样創造机器的,总結他們創造过程的經驗,闡明革新者創造发明的思維活动的某些原     

父母自主支持对青少年积极情绪适应的影响: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的中介与调节作用模型

本研究旨在考察父母自主支持对青少年积极情绪适应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采用生活满意度问卷、积极情感消极情感量表、父母自主支持量表、自尊量表以及基本心理需要量表对1912名初中生被试进行调查。结果表明：（1）父母自主支持对青少年生活满意度、积极情绪、自尊和基本心理需要满足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2）基本心理需要满足在父母自主支持对青少年生活满意度、自尊和积极情绪影响中的中介作用显著;（3）基本心理需要满足在父母自主支持与积极情绪、生活满意度之间起着调节作用。本研究结果揭示了基本心理需要满足在父母自主支持和积极情绪适应之间的“双重作用”。     

父母冲突与中学生应对方式的关系:教养方式和情绪安全感的链式中介作用

为了探讨父母冲突、父母教养方式、情绪安全感和应对方式的关系,研究采用量表对北京市和河南省1322名初一到高二的学生进行调查。结果表明：父母冲突直接影响中学生的应对方式,且存在三条路径：通过父母教养方式的单独中介作用影响中学生的积极应对方式和父母消极教养方式的单独中介作用影响中学生的消极应对方式;通过情绪不安全感的单独中介作用影响中学生的应对方式;通过父母消极教养方式和情绪不安全感的链式中介作用影响中学生的应对方式。因此减少和避免父母冲突,提高中学生的情绪安全感,同时给予中学生积极教养方式,减少和避免消极教养方式,有利于中学生积极应对方式的发展。     

Considering self‐interests and symbolism together: How instrumental and value‐expressive motives interact to influence supervisors’ justice behavior

Drawing upon functional theories of attitudes and the organizational justice literature, the current research suggests that people's attitudes toward justice likely serve an instrumental function (grounded in self‐interest, rewards maximization, and punishment minimization) as well as a value‐expressive function (grounded in the expression of self‐concept and values). Importantly, these two functions co‐exist and interact to influence supervisors’ justice behavior and the consistency of such behavior via supervisors’ justification for unjust behavior. Findings from a set of experimental and correlational studies confirmed these predictions.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supervisors’ value‐expressive function on justice behavior and its consistency were stronger when their instrumental function was lower (vs. higher), and justification for unjust behavior mediated these effects. Also, supplementary analyses showed that the consistency of supervisors’ justice behavior positively predicted subordinates’ overall justice perceptions beyond the effects of the overall level of justice behavior. We conclude by discussing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of these findings.     

父母心理控制和儿童消极情绪性对学前儿童问题行为的共同作用:“素质-压力”还是“差别易感性”

本研究以226名学前儿童和其父母为研究对象,从儿童气质-家庭环境交互作用的视角,采用父母报告的方法收集数据,考察了父母心理控制及儿童消极情绪性对儿童问题行为的共同作用。结果发现：在预测外化问题时,父亲和母亲心理控制的主效应均显著,同时父亲心理控制与儿童消极情绪性的交互作用也显著。显著性区域分析发现,高消极情绪性的学前儿童更易受高父亲心理控制的不利影响,也更易受低父亲心理控制的有利影响,该结果支持差别易感性模型;在预测内化问题时,父亲和母亲心理控制的主效应及其与儿童消极情绪性的交互作用均不显著,说明无论是对高消极情绪性还是低消极情绪性儿童,父母心理控制对其内化问题的影响相对较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