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孔知觉中的适应现象

人们在比较长时间地知觉加工面孔中的性别、表情、种族、年龄等信息时, 会产生适应现象, 即对这些信息的变化更加敏感, 甚至因过度敏感而产生面孔知觉错觉。研究者创设了适应范式(adaptation paradigm)用于面孔知觉研究, 大多集中于探讨面孔各个维度知觉上怎样出现适应效应, 发现面孔适应效应受制于多种因素, 最近几年研究焦点转向了对面孔属性间关系的探索。未来研究尚需要加强面孔知觉适应的过程研究以及提高面孔适应研究的生态效度等。     

偶然情绪对决策的影响

情绪在决策领域中的引入曾历经过一个从刻意回避到日益重视的过程, 大量研究表明, 即使与决策本身无关的偶然情绪也会对人类的决策行为具有重要作用。本文通过梳理本领域的最新研究提出未来应注重考察：偶然情绪的影响条件、具体情绪的作用以及偶然情绪与可选项的情感属性对决策的交互影响。最后, 本文在情绪激发方法、情绪的操纵检测和决策任务实测等方面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一点研究建议。     

道德直觉决策及其机制探析

道德直觉决策研究是从直觉思维角度探讨决策者在道德境遇下的决策。道德直觉决策是道德情境下的直觉反应, 其理论基础包括躯体标记假说、社会直觉模型、双加工理论、事件特征情感复合体系以及双系统理论; 道德直觉决策机制至少包括：无意识加工、情绪加工和直觉加工三个基本的心理加工过程, 与之对应的神经系统则至少存在三个可能的脑神经回路：无意识加工的道德脑区、情绪加工的道德脑区和直觉加工的道德脑区。研究主要从客观和主观两方面分析了道德直觉决策的一般性影响因素--文化、道德境遇、经验、情绪和道德直觉; 揭示了道德直觉决策的加工机制。未来研究应在加强理论建构的基础上, 通过更缜密细致的实验设计去探究决策过程中各因素的交互作用, 并明确道德脑区之间的联结。     

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适应的不对称性及其机制探讨

情感适应是指对重复或连续刺激的情感反应慢慢变弱的现象。近年来有关实证研究发现, 积极情感与消极情感适应在速度和程度上具有不对称性, 对适应不对称性的解释可以从进化心理学、认知心理学以及积极心理学三个视角进行。未来的研究应该进一步关注：(1)区分主观幸福感不同成分的情感适应; (2)探讨人格因素在情感适应中的调节效应; (3)完善情感适应的干预方法; (4)提高情感适应研究在时间上的精确性。     

双字词整词加工与词素加工在眼跳目标选择中的作用

为探讨整词与词素加工在眼跳目标选择中的作用,本研究采用眼动追踪技术,实验1操纵了目标词的词频（高频、低频）和目标词首字字频（高频、低频）;实验2操纵了目标词的词频（高频、低频）和尾字字频（高频、低频）。结果发现：首字字频不影响眼跳目标选择。尾字字频影响眼跳目标选择,当目标词为低频词时,高频尾字条件下从前目标词到目标词的眼跳长度显著地短于低频字条件;当目标词向前眼跳从尾字发出且目标词为低频词时,高频尾字下的眼跳长度显著地长于低频条件。词频影响眼跳目标选择,高频词条件下跳进和跳出目标词的眼跳长度均长于低频词条件。结果表明整词与尾字词素的加工负荷影响随后的眼跳计划,加工负荷越低随后所计划的眼跳长度越长,尾字词素的加工受整词加工的调节,整词与词素加工以混合表征的方式影响眼动控制。     

不同认知结构被试的测验设计模式

正如不同的病症需要使用不同的医疗技术方法来诊断一样, 不同的认知结构也需要设计对应的测验模式来进行诊断, 从而保证测验具有高质量的诊断评估效果。但传统测验形式未考虑不同认知结构的针对性诊断测验需求, 导致“千人一卷”在测验效率上有所不足; 认知诊断计算机化自适应测验虽可针对不同认知结构的被试施测不同的项目, 然而支持自适应过程的题库却没有针对不同认知结构被试设计对应的项目, 导致题库使用效率较低。要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在于, 探索如何针对不同认知结构设计相对应的测验模式。本研究采用Monte Carlo模拟, 对六种属性层级关系下, 不同认知结构的测验设计模式进行探讨。实验结果表明(1)同一属性层级关系下, 不同认知结构的最佳测验设计模式不同; (2)依据不同认知结构的最佳测验设计模式构建的题库具有更高的使用效率。测验编制者可以根据实验结果针对不同认知结构优化对应的测验设计模式, 并用于指导题库建设。     

贝叶斯因子及其在JASP中的实现

统计推断在科学研究中起到关键作用, 然而当前科研中最常用的经典统计方法——零假设检验(Null hypothesis significance test, NHST)却因难以理解而被部分研究者误用或滥用。有研究者提出使用贝叶斯因子(Bayes factor)作为一种替代和(或)补充的统计方法。贝叶斯因子是贝叶斯统计中用来进行模型比较和假设检验的重要方法, 其可以解读为对零假设H₀或者备择假设H₁的支持程度。其与NHST相比有如下优势：同时考虑H₀和H₁并可以用来支持H₀、不“严重”地倾向于反对H₀、可以监控证据强度的变化以及不受抽样计划的影响。目前, 贝叶斯因子能够很便捷地通过开放的统计软件JASP实现, 本文以贝叶斯t检验进行示范。贝叶斯因子的使用对心理学研究者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 但使用时需要注意先验分布选择的合理性以及保持数据分析过程的透明与公开。     

中央凹加工负荷与副中央凹信息在汉语阅读眼跳目标选择中的作用

研究探讨汉语读者选择眼跳目标时, 中央凹注视词的加工负荷是否影响副中央凹获取信息量, 进而调节随后的眼跳长度。采用眼动追踪技术, 操纵了中央凹注视词的词频(高频、低频)和副中央凹词的笔画数(多笔画、少笔画)。结果发现：从中央凹词到副中央凹少笔画词的眼跳长度显著地长于到多笔画词的, 且这种笔画数效应并不受中央凹加工负荷的调节; 从高频中央凹词到副中央凹词的眼跳长度显著地长于低频词的。在本实验条件下结果提示：中央凹加工负荷在眼跳目标选择中的作用不是通过调节副中央凹获取信息量的多少来实现的。     

Children’s Affect Expression and Frontal EEG Asymmetry: Transactional Associations with Mothers’ Depressive Symptoms

Although parents and children are thought to influence one another's affect and behavior, few studies have examined the direction of effects from children to parents, particularly with respect to parental psychopathology. We tested the hypothesis that children's affective characteristics are associated with the course of mothers' depressive symptoms. Children's affect expression was observed during a series of mother-child interaction tasks, and children's resting frontal electroencephalogram (EEG) asymmetry was assessed in a psychophysiology laboratory. Mothers' depressive symptoms were assessed at two time points, approximately one year apart, at the mother-child interaction visits. Depressive symptoms increased over time for mothers with a history of childhood-onset depression whose children exhibited right frontal EEG asymmetry. Depressive symptoms were associated with high child negative affect at both time points for mothers whose children exhibited right frontal EEG asymmetry. Cross-lagged models with a subset of participants provided some evidence of both parent-to-child and child-to-parent directions of effects. Findings suggest that akin to other interpersonal stressors, children's affective characteristics may contribute to maternal depressive sympto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