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智力的三元理论到成功智力:是对IQ的再次超越吗?

本文以智力的约定性为立论,把超越界定为智力的约定性的广度、深度和效度的大幅度提高。将斯腾伯格对智力的研究放到智力理论研究的历史过程中,对斯腾伯格的三元智力理论及成功智力理论对IQ的超越做了分析。指出传统IQ是学业差异约定,三元智力是多元权变约定,成功智力是人生成功约定,后者都是对前者的超越,成功智力是对IQ的再次超越。最后尝试性地提出智力约定性的“树”的隐喻。本文对智力理论的研究和教育实践有参考价值。     

弱智儿童在上课时和自由活动时的行为表现

研究了４１名弱智儿童。采用时间样本的方法收集材料,以期从动态角度了解弱智儿童在上课时和自由活动时的行为表现。按园别和智力落后程度两个方面对被试在上课时的８大类行为和自由活动时的７大类行为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班级人数、不同教学方法和智力落后程度与弱智儿童的行为表现有关。还对收集材料的方法、园别和智力落后程度与弱智儿童的行为表现的关系、高频率的自娱活动等,进行了讨论。最后,根据研究结果对教师提出了教学建议。     

关于闪光盲的研究——Ⅱ 短暂强闪光对中心视觉恢复时间的影响

在暗适应条件下对11名正常视力的男性受试者测定了进入眼内的闪光能量与恢复时间的关系。当闪光时间为0.1—5毫秒,积分亮度为0.07—1.69熙提秒时,人眼辨别一6’视角的蓝道环缺口所需的恢复时间仅取决于亮度和曝光时间的乘积,即Bloch律成立。文章并对防闪光盲护目镜应具的关闭时间进行了讨论。     

智力落后儿童用左、右手抓物的实验研究

本研究旨在探讨智力落后儿童在实验情景下用手抓物的方式、及其与大脑侧偏化的关系。结果表明:(1)智力落后儿童混用手情况多。被试在取物时,使用左手或右手次数的比率平均约为1:2,相当于1—2岁正常儿童用左、右手取物的比率;(2)性别与年龄对落后儿童用手方式无明显影响;(3)病情等级对用手方式有明显影响:轻度智力落后儿童使用左、右手的比率大于中、重度智力落后儿童的同样比率;(4)智力落后儿童抓物的线索在四个实验中不完全相同:实验Ⅰ至Ⅲ的线索为位置(近手),实验Ⅳ为对实验用具的喜爱;(5)在混用手与大脑侧偏化(或优势脑未分化)不完善之间,可能有直接关系。此问题尚需进一步研究。     

文化转型期刘师培的经学研究

处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文化转型期,刘师培从思想自由的角度批判了传统经学作为意识形态对人们思想的控制,又从字义考证入手彻底解构和颠覆了经学作为价值准则的合法性地位,同时借助于西学对传统经学进行新的阐释,为现代新文化的构建提供资源,从而开启了经学研究的近代之路。     

从"政治型思想家"到"思想型学者":梁启超1920年的身份嬗变

以1920年为界,梁启超的文化身份有着“政治型思想家”与“思想型学者”的显著区别。要具体了解这一身份嬗变的文化内涵,就须走进《清代学术概论》的文本世界。从“政治型思想家”到“思想型学者”这一身份嬗变,使得梁启超在生命的最后十个年头成了一位伟大的国学大师。     

项目反应理论框架下的新等值方法——对数对比等值法

项目反应理论有一些以除法形式给出的多级评分模型,若采用Haebara等值法、Stocking_Lord等值法或对称相对熵等值法进行测验等值,都因其对初值有较高要求而可能导致失败。针对这一类模型,我们给出了一种新的等值方法——对数对比等值法。这种方法收敛快,对迭代初值要求低,所得结果精度较高,可以为其他等值方法提供良好的初值。研究表明,对数对比等值法还改进和推广了0-1评分的两参数Logistic模型的Logit变换等值法     

干扰、工作记忆与一般流体智力

工作记忆与复杂认知任务之间的关系已成为工作记忆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大量研究表明,工作记忆广度不仅是评价工作记忆能力的一种指标,而且也是衡量一个人的高级认知能力的预报因子。本文从工作记忆的本质以及工作记忆与一般流体智力之问的关系人手,分析了干扰不仅是影响工作记忆容量个体差异的关键因素,而且也在工作记忆与一般流体智力的关系中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     

略论道教神仙职权中的武职色彩

道教与传统兵学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举足轻重的力量,在历史长河中,双方相互影响,相互吸收,共同推动着传统文化的发展。作为道教神仙理论之一的道教神仙职权理论,深受传统兵学的影响,使之在某些神仙职权上体现出武职色彩。本文以此为基础,详细论述了道教神仙职权中范围广泛的武职职位名号、规范有度的武职职权责任和统一有序的武职管理体制等等。     

Emigration as Family Strategy in Chinese Context: Emigration from Fuqing,China

This study explores how family characteristics affect the emigration of family members from the city of Fuqing, China, a major migrant-sending area in China. We focus our discussion on three related questions: how family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affect a family’s participation in emigration, the number of family members involved in emigration, and the locational diversification of family members overseas. Our findings show that family income is related to whether the family has any members overseas and their numbers. Second, a larger family is more likely to participate in migration. These finding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argument that migration is a joint family decision. Third, effects of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generations on emigration indicate again that migration is a family matter. Finally, our Fuqing findings show no clear patterns of family members settling in the same country if more than one member is overse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