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加工的双侧视野优势及其脑机制

等量的视觉任务呈现在双侧视野比仅仅呈现在单侧视野能够获得更好的任务表现, 这被称为双侧视野优势(bilateral field advantage BFA)。BFA产生于两个紧密连接的机制：枕叶视皮层内的竞争性相互作用及背侧额顶叶网络自上而下的注意调控。前者主要发生在V1–V4等与视网膜存在拓扑映射关系的视皮层区, 后者则主要涉及两侧的顶内沟、右侧楔前叶及额眼区。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采用三维立体视觉材料探讨BFA, 考察它与其它视野效应间交互的脑机制, 同时也可尝试解决背侧额顶叶网络的各脑区在系统的功能连接方面尚存的争议。     

消费决策中羊群行为的启发式加工及产生根源

消费决策中的羊群行为是消费市场上的一种典型现象.它是指在不确定情境中,消费者模仿他人进行消费决策的行为.本研究通过两个实验逐步揭示了消费决策中羊群行为的产生根源.实验1研究表明,消费决策中的羊群行为是消费者利用一致性启发式或能力启发式加工信息的结果.实验2通过内隐联想测验进一步研究表明,个体使用两种启发式的原因在于消费者对大众和专家的刻板印象:他们总是认为大众和专家的决策是正确的.     

表象测量方法述评

表象测量在训练领域广泛应用,也是训练成败的关键环节.表象测量方法可分为口头报告纸笔法、实验操作法,以及神经科学技术共三种方法.其中纸笔报告法以量表测量为主,包括Betts量表、视觉表象清晰度量表及其修订版和运动表象清晰度量表及其修订版;实验操作法以心理旋转为基本范式;神经科学技术主要以经颅磁刺激和功能磁共振成像为主,测量多种表象过程中不同脑区兴奋性.三者各有优劣,均有待提高和改进.     

效用主义概念系统的主要类型及其创新分析

效用主义伦理学一直面临一个现实困难,就是“效用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各派效用主义理论都有自己的概念体系。早期的效用主义者用快乐、幸福来代表和计量效用;中期的效用主义者用福利、增量社会价值来表示效用的实质概念;而现代派则主要用“偏好及其满足”的内涵来定义效用的实质。本文分析和总结了效用概念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发展及延变,并且用心理学的知情意概念系统对它们做了新的分类和分析。     

无意识目标：激活与追求

目标自动激活模型认为,目标是行为满意状态或结果在个体头脑中的表征,它能够通过相关情境自动激活。无意识目标的激活方式有语义激活、工具激活和人际激活。无意识目标追求与有意识目标追求在目标实现、目标投射和动机特征方面相似,但其行为产生机制有所不同。未来研究应该对无意识目标的机制及其具体应用进行深入的探讨     

日本临床药学人才培养模式对我国的启示

临床药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是医院药学的一个分支。日本作为药学教育发展较快的发达国家,在临床药学人才培养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分析社会对临床药学人才需求的基础上,总结日本临床药学人才培养目标、培养模式及课程设置特点,期望为我国临床药学教育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提供借鉴。     

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之伦理跟踪审查探究

随着近年来中国临床研究的快速增长,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IIT)成为关注热点,而IIT的伦理跟踪审查是伦理委员会工作的一个薄弱环节。文章从政策支持不足、审查标准差异、伦理培训欠缺、工作量大而缺乏激励措施以及缺乏信息平台5个方面对IIT伦理跟踪审查的难点进行阐述,并从规范顶层设计、规范伦理跟踪审查程序、提高研究者伦理自律、加强伦理委员会建设和搭建伦理信息平台5个方面提出了应对措施,以规范IIT的伦理跟踪审查工作,促进受试者权益的维护。     

灾疫境遇中医务人员道德韧性的厘定与建构研究

灾疫境遇下,个体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同时,还时刻身处道德逆境,面临着道德上的拷问,极易产生道德创伤。道德韧性作为抵御道德创伤的关键,体现在我国军医面对一次又一次的灾疫救援中,具有坚毅信念与积极情感的"组合"、攻坚克难与抵御诱惑的"互补"和无悔抉择与令出行随的"协同"三大特点。以历次重大灾疫救援事件和本次新型冠状病毒救援行动为契机,提出提高道德认知、设置韧性培塑情境和组成命运共同体来培塑医务工作者个体的道德韧性。     

广州博济医院的经费来源研究（1858年～1926年）

博济医院能够在中国生存一百多年,除了拥有高效、合理且专业化的管理制度作为支撑外,资金来源的多样化也是重要原因。其经费来源主要有:会员费、社会赞助、海外募集、售卖教材、学生学费、医疗收费、病房出租、股票收入等。随着洋行赞助减少及博济医院和乡村诊所规模的扩大,医院维持日益艰难,扩大医疗收费项目、主动吸纳本土资本以及减少赞助穷人比例,成为20世纪后医院运作的特点。与此同时,博济医院逐渐从一间传统的慈善医院转变成一所商业化运作兼行慈善医疗的私立医院。     

人体器官“有偿”获取机制的伦理依据与法律观照

人体器官、组织无偿捐献是当今获取器官的主流模式, 有偿模式 (含经济补偿、捐赠激励) 被排斥在体制之外。创建符合国情的器官捐献和移植体系, 既遵循我国社会的普遍伦理法则, 又符合国际通行的器官移植伦理标准, 提倡无偿、允许有偿 (补偿、激励) 获取人体器官模式和机制可能成为一种切合实际的选择。这既是对多年来关于人体器官“无偿”还是“有偿”获取讨论的回应, 也是对器官捐献机制的一个重大改进。为使这一机制真正发挥效力, 需要法律与伦理的融通和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