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人格研究述评

在适应现代生活的同时人们愈来愈重视人格健康问题,个体的健康人格状况一直受到学者们的关注.文章对国内外二十年来健康人格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进展进行了系统综述.在此基础上,指出了健康人格研究领域存在的问题和将来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不同语境下汉语三声连续变调发生规律初探

采用命名任务,考察真／假词条件下,三声连续变调规律的运用及其对语音提取的影响。实验结果显示．(1)普通话流利者具有三声连续变调意识,变调的发生不受三声字所在语境的影响;(2)三声连续变调的发生影响词汇语音提取,但对类型不同的词,其影响方式存在差异。对阅读错误的分析为讨论提供了进一步证据。     

早期儿童关于图画与其所指物间关系的理解--利用两可图进行的考察

先前的研究表明,在3岁或更早儿童的观念中,二维图画与其所指物之间的关系是严格的一一对应的。本实验采用两可图对这一推断进行了检验,结果进一步证实了这一推断。实验还表明,儿童对二维图画的多重解释能力并不意味着一般意义上的心理理论的获得。数据显示,总体而言儿童对两可图的多重解释能力的形成时间稍早于完成错误信念任务能力的形成时间,但是尚不能确定两者之问是否有承继关系。     

2.5至7.5岁儿童关于图画作者能力特点的认知发展

借助2岁儿童图画作品,考察25至75岁儿童对于图画作者能力特点的认知发展状况。结果表明：2．5岁到55岁的儿童,在本实验情境的图画判断过程中尚不能考虑小年龄图画作者的能力特点,65岁以后儿童的这种能力得到了,发展。研究对儿童理解图画作者能力的心智基础进行了分析。     

中国人的宗教皈依历程:以山西佛教徒与基督教徒为对象的考察

本文借助于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两种方法,对130名宗教徒的宗教皈依过程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宗教徒的宗教皈依是一个渐进、单一的过程,并且更具有"内生型皈依"的特征,生活的压力、挫折或生命的危机状态不是促使宗教徒皈依的普遍因素,但功利性的欲求、心灵的空乏以及精神世界的不满足感是潜在涌动的促使教徒皈依宗教的内在张力.不同宗教信仰类别宗教徒的皈依历程具有一定的差异,而不同文化程度宗教徒的皈依历程则具有显著的差异.     

汉语儿童读词者的认知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读词者是指能够流畅地进行字词识别和解码, 却难以很好地理解文本内容的学生。以840名小学一到六年级学生为研究对象, 对其进行阅读速度、阅读理解、语素意识(包括同音语素意识、同形语素意识和复合语素意识)、汉字识别、口语词汇、工作记忆、一般智力等测查, 通过现状描述和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 结果发现：(1)一年级汉语儿童读词者的检出率为0.7%, 二年级之后的检出率在6.5%~10.1%之间; (2)在语言特异性认知因素上, 控制了年龄和智力后, 与其他学生相比, 读词者在汉字识别任务上表现较好, 在语素意识各个任务及口语词汇上表现较差; (3)年龄和智力是造成读词者比率增加的一般因素; (4)同音语素意识和口语词汇是造成读词者比率增加的语言特异性认知因素。     

别跟“4”过不去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数字中最普通的“4”竟然成了人们最忌讳的符号。车牌号忌讳有“4”;结婚绝对不选带“4”的日子。有些人对“4”的忌讳甚至到了迷信的程度:遇“4”“14”“24”日时而谨慎出门;就餐时“4”号桌绝对不坐;四层带“4”号的楼绝对不买,生怕“4”带来晦气和不吉利。有的人为了得到一个所谓的吉利号“6”和“8”,而不惜花重金。连续号为888的车号被某富商花巨资购买;连续号为6666的手机号,同样有人愿意出高价,而“444”号绝少有人问津。于是南方的某个城市干脆将车号尾数的“4”取消了;一些开发商给楼层编号时,也取消4层和14层…     

研究生婚姻态度在自我价值感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

了解研究生的婚姻态度,探讨婚姻态度在自我价值感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使用婚姻态度量表(MAS)、青少年学生自我价值感量表(SSA)和幸福感指数量表(IWBQ)对470名研究生进行测查,采用Bootstrap法检验婚姻态度在自我价值感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MAS、SSA和IWBQ总分及各维度得分均呈显著正相关(r=0.247～0.997,均p<0.01)。Bootstrap法检验结果显示,自我价值感对主观幸福感的直接效应为[0.58,95%CI(0.46,0.67)],以婚姻态度为中介的间接效应为[0.11,95%CI(0.06,0.17)]。研究发现,研究生的婚姻态度总体较为积极,但在性别、婚恋状况和学科背景上差异显著; 婚姻态度在自我价值感和主观幸福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本研究结果对了解和调节研究生婚姻态度,提升幸福感体验有一定指导意义。     

快乐感与社会支持的关系

采用量表法以304个成年人为被试研究了快乐感和社会支持的关系。差异检验表明,男性的正向情感和社会支持源显著多于女性;而女性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显著高于男性;在快乐感、负向情感和人际支持上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回归分析表明,社会支持中的人际支持(主要包括配偶、父母、朋友、邻里、同事的支持)和支持利用度(包括遇到烦恼时对支持的利用以及团体参与程度)对快乐感、正向情感和负向情感具有较好的预测作用。     

家庭功能及其相关因素研究

采用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FACESⅡ)调查了304个城市家庭的家庭功能状况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平衡型家庭所占比例最大,为58．0％,中间型占25．9％,极端型只有16．1％;(2)家庭功能随婚姻发展历程发生变化;(3)家庭亲密度受经济收入水平影响,但与受试者年龄、性别、受教育水平等变量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