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组织的学习结构

在理论综述的基础上,通过访谈、预试和大规模调查,对企业组织学习结构进行了实证研究。根据访谈和预试,初步确定组织学习问卷的项目。采用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对来自全国不同地区43家企业的管理者和员工的调查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我国企业组织学习是一个6因素的结构模型：组织间学习、组织层学习、集体学习、个体学习、利用式学习、开发式学习;组织学习问卷具有一定的信效度。组织学习的作用和影响因素以及这三者之间的复杂作用机制还有待更为深入的研究     

句法加工的脑机制

语言理解中,句法加工至关重要,它把各个意义单元以不同的方式整合起来,从而形成整体的意义表征。句法加工的脑机制是心理语言学比较关注的问题,目前由于ERP技术和功能成像技术的进步,使对这一机制的探讨成为可能。该文对有关句法加工的脑机制的研究进行了回顾与总结,并针对目前该领域存在的问题与争论进行了讨论     

主观概率判断的支持理论

支持理论是一个关于主观概率判断的非外延性理论,它有以下几个主要观点：1.主观概率判断受到描述的影响,具有描述的依赖性;2.主观概率判断的结果是判断者对中心假设的相对支持的反映;3.主观概率在二元判断中表现出二元互补性,在多元判断中表现出次可加性;4.主观概率判断存在分解效应和促进效应     

高低自立水平儿童道德情绪判断及归因特点的实验研究

本研究运用故事情境的临床访谈方法探讨了高、低自立水平儿童的道德情绪判断及归因模式.结果显示,在道德判断任务中,两组儿童在三种侵犯情景(说谎、偷拿、伤害)下均无显著差异;在情绪判断任务中,在偷拿情境和伤害情境下,高自立组对犯过者的情绪判断为高兴/开心者显著少于低自立组,而判断为难过/羞愧者显著多于低自立组;在归因模式上,两组儿童在说谎情境下没有显著差异,而在偷拿情境和伤害情境下,高自立组个人定向显著少于低自立组,而道德定向显著多于低自立组.研究结果提示儿童自立水平越高其道德情绪判断的归因越是"道德定向"的,自立水平越低其道德情绪判断的归因越是"个人定向"的.自立行为发展水平可能是影响儿童道德情绪判断和归因的因素之一.     

不同分类水平自然类概念的实例效应

采用Heit和Barsalou的实验范式,以不同分类水平的中文语义自然类概念为实验材料验证实例效应。研究包括2个实验,被试为180名全日制在校大学生。实验1为无修饰词概念的典型性研究．结果表明人们不仅在抽象的水平上表征概念,也在具体的实例水平上表征概念。实验2用不同分类水平的自然类概念检验了在更广泛的概念范围内的实例效应,结果表明,不同分类水平的下位概念和下位概念实例在上位概念中的平均典型性大多显著相关,而且下位概念的实例在不同分类水平上位概念中（如：动物、小动物）的变化趋势和下位概念在不同分类水平上位概念中的变化趋势一致。实验1和实验2的结果均支持了Heit和Barsalou提出的实例效应。     

专业社会工作介入社会性突发事件精神救助限制与突破

精神救助与物质救助一样.是社会性突发事件处置中一个当然的组成部分.在我国现实国情下,专业社会工作介入社会性突发事件精神救助在其理论研究与实践过程中都会暂时存在较难逾越的屏障.面对社会接受和专业自身发展所表现出来的诸多限制,专业社会工作要成功地介入社会性突发事件精神救助,发挥其优势作用,政府重视是前提,社会工作服务的本土化是根本,专业队伍建设是关键,积极行动是途径.     

耳蜗退行性病变疗效评价

耳蜗退行性病变所致疾病已成为影响人类生活质量的主要问题之一.本文从发病机制、影响因素、临床决策方面阐述耳蜗退行性病变的研究进展,为耳蜗退行性病变所致的耳聋、耳鸣等疾病的科学研究及临床对策制定提供参考.旨在干预耳蜗退行病变,降低其发生率,提高人们生活质量.     

论道德挫折

道德挫折是利他行为者遭到受助者消极或恶意回应而产生的心理挫折形式,其不仅是一种个人挫折,更是一种社会挫折,即造成了社会资本的损失.对于道德挫折,应从其心理发生机制来加以深入探析,即主要从挫折情境、挫折认知与挫折反应来加以说明.另外,道德挫折对于学校道德教育而言既是必须面对的挑战,也是可以积极利用的遭遇.     

政府在危机管理中的道德责任

对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如何及时、有效、平稳、妥善地处理各种类型的危机事件已经成为今后一定时期内我国各级政府必须面对的重大挑战,然而在我国现实生活中却经常可以看到地方各级政府在处理各种重大危机事件时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对政治责任、经济责任的倚重以及对道德责任的漠视.它直接影响到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权威和形象,直接影响着我国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影响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马克思物质变换思想与生态伦理重构

在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对人与自然关系所做的道德谋划失败以后,马克思关于劳动首先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思想,既为重新确认生态伦理学存在的合法性提供了正当理由,也为生态伦理以善恶为核心向道德权利以义务为核心的转向奠定了基础.从马克思的物质变换思想出发,生态伦理何以为善的根据不再是人的利益,也不再是自然本身的权利和内在价值,而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正是这种物质变换决定了人类拥有向自然界提取自己所需物质资料以养育自身的道德权利,也规定了人类必须承担反馈自身的能量以养育自然环境的道德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