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的冲动性特质与自杀意念的关系: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以应激-易感模型为依据考察冲动性特质与自杀意念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探讨负性生活事件影响的中介作用以及家庭环境的调节作用。采用巴瑞特冲动性量表、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家庭环境量表、贝克自杀意念量表对902名大学生进行集体施测,旨在考察负性生活事件的影响对大学生冲动性特质与自杀意念的中介作用以及家庭环境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1)冲动性特质和负性生活事件的影响能正向预测大学生的自杀意念;(2)负性生活事件的影响在冲动性特质和自杀意念之间起中介作用;(3)负性生活事件影响的中介作用和冲动性特质的直接作用受家庭环境的调节。这些结果对于综合解释环境与个体因素对自杀意念的作用与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运动员情绪调节心率变异性的影响因素

以183名运动员为被试,以心率变异性为指标,考察不同情绪状态、不同情绪调节策略下运动员自主神经反应的性别、运动年限、运动等级特点。结果发现：（1）快乐情绪状态下的心率变异性显著高于悲伤情绪状态下;表达抑制的心率变异性显著高于认知重评;短运动年限运动员的心率变异性显著高于长运动年限运动员;男性运动员的心率变异性显著高于女性运动员。（2）在快乐情绪状态下采用表达抑制策略时,低运动等级运动员的心率变异性显著高于高运动等级运动员;在悲伤情绪状态下,高运动等级运动员采用表达抑制策略比认知重评策略产生更高的心率变异性     

基督教影响下的家庭观和婚姻观研究——以生活在中国境内的亚洲人为研究对象

在世界范围内,信仰基督宗教的人数大约在20亿人左右,而这20亿左右的人当中,亚洲占3亿多,其中主要分布在东亚和东南亚这些地区。近年来,随着基督教在亚洲传播速度的加快,亚洲范围内信仰基督宗教的人数预计在2025年时将会增加到5亿人。随着基督教在亚洲的迅速发展,我们可以预计在未来基督教将会在更大的层面上影响亚洲人的生活．尤其是在文化和价值判断上。随着近年来社会对于家庭问题的不断关注．家庭观念成为了研究的热点。所以我们设计了这次调查,以期望能够解读在现代社会中基督教对于人们家庭观念和婚姻观念的影响。     

当代中国医学伦理学再启程的基础与方向探微

当代中国医学伦理学是指始于中国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这一领域的发展历史和现状。40多年来,中国医学伦理学在医学伦理文化和医学伦理理论与实践等各方面取得的成就,为中国医学伦理学的再启程形成了坚实的基础。再启程是学科发展的一个时代性课题。今天学科所面对的是完全不同于过去的背景和境遇,中国社会高速发展驱动下的医学科技进步以及医学社会化步伐的加快,带来传统与崭新伦理问题的叠加,再启程成为对学科发展的必然要求。

     

医患关系内涵及模式: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研究

梳理了国外医患关系的相关文献,基于社会交换理论视角探析医患关系的内涵,深入剖析了医疗质量和患者信任是构成医患关系的两个重要因子,并进一步构建了简约化的四类医患关系模式,即和谐医患关系模式、改善医患关系模式、不善医患关系模式和紧张医患关系模式。认为医患关系的建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诊疗过程中医患关系模式之间是可以相互转换的,患者信任是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基础,为我国和谐医患关系的建立进行了理论上的探索。     

重大传染病感染患者的道德创伤隐患研究

重大传染病疫情背景下,病原体的不断变异、疫苗保护效力的不确定性以及诸多后遗症会导致疫情难以控制,并且造成一个数量极其庞大的特殊弱势群体—感染患者。在感染患者从疑似患病到康复的期间,影响他人工作生活、恶化疫情防控形势、感染他人、亲友的抛弃、传染病污名化、医疗资源分配不均以及社会的歧视与排挤等潜在的道德创伤源会对其内心原本的道德体系产生巨大的冲击,甚至改变其原有的道德认知并击溃其积极的道德情感,从而产生道德创伤。在此基础上,感染患者会因此产生一系列社会问题、信任问题、精神问题、生存问题以及诸多消极观念。

     

冠心病支架术后再狭窄的综合解析

综合正在成为冠心病治疗的重要原则。用综合的思想看待支架术后的再狭窄问题有重要意义,从支架术后的再狭窄的概念到再狭窄发病机制的认识以及防治方法,无不体现综合的思想。正是这种多学科、多领域的综合联系推动着冠心病支架术后的再狭窄防治方法的不断改进与提高,同时也加深了人们对该问题的认识。同时,也让我们认识到,从再狭窄这一个单纯的问题,可以体现出医生的综合素质与能力。综合思想在科研工作中具有重要作用。     

美国医疗系统的中流砥柱:非营利性私立医院

系统介绍了美国医疗系统的主流——非营利性私立医院的起源、性质、运行情况以及在医疗服务中的地位 ,并将之与营利性医院进行对比 ,以揭示限制医疗市场化的重要意义。     

Bodily Violence,Agency, and Animals

Ethical theories in the Kantian tradition tend to centre heavily on rational agency, so it may appear challenging for such theories to account for the wrongness of bodily violence, especially the wrongness of bodily violence to animals who lack rationality. This article develops a Kantian explanation for the pro tanto wrongness of killing or injuring animals who have agency and lack rationality, based on a Kantian explanation for the pro tanto wrongness of killing or injuring people. Even though morality is grounded in the will of rational agents or the value of rational agency, one does not have to be a rational agent to be morally consider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