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与动机因素对品牌信息处理的影响

品牌,是一个名称、术语、标志、符号或图形,或这些元素的组合,被用来象征一个或一组销售者提供的产品及服务,以区别于竞争者的产品及服务。它通过消费者的相关信息处理的过程影响消费行为。认知因素对与品牌相关信息处理的影响,一直以来是相关研究的主流。近年,动机因素,由于它对信息处理的控制与引导作用,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重视。为此,作者从社会认知的角度,分别以认知、动机因素的影响为着眼点,介绍品牌相关研究十年来的进展与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对未来研究的方向进行了探讨     

"自己的思想":从王弼《周易注》看

王弼注释经典文本《周易》,借助《周易》的丰富内容,利用自己相当渊博的知识,注释时进行发挥。王弼在时中、法制、改革、军事、婚姻家庭、决策、隐逸、境遇、教化、“位”的思想诸多方面,拓宽《周易》的内涵,表述出自己的思想。     

司法论证充分性辨析

司法论证充分性问题是一个和法学理论与司法实践都密切相关的问题,各种关于法律论证的争议是和规则治理与纠纷解决两种司法职能的互相冲撞息息相关的。什么样的法律论证才是最合适的,在法律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如何运用有限的资源达到司法实践的目的,是各国法制建设的一个永恒话题。文章试图以我国的司法情景为例,从理性思考与现实实践两个层面,展示法官在裁决中所运用的具有地方性知识性质的辅助资源具有实践合理性,说明司法论证应该也必须追求其充分性。     

青少年外向/宜人性人格、互联网服务偏好与"网络成瘾"的关系

该研究采用问卷法,以481名中学生为被试,通过无约束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方法探讨了外向性、宜人性人格特征与互联网服务偏好的交互作用对网络成瘾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对网络成瘾的影响上,青少年宜人性人格特征与互联网社交服务偏好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但与互联网娱乐、信息和交易服务偏好的交互作用不显著。外向性人格特征与互联服务偏好不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1)从平均影响来看,外向性、宜人性、互联网社交、娱乐和交易使用偏好能够正向预测网络成瘾,互联网信息使用偏好对网络成瘾没有显著的预测效果;(2)在宜人性高分组中,互联网社交服务偏好与PIU的正向关系要强于宜人性低分组。斜率检验表明对于低宜人性人格的青少年来说,互联网社交服务偏好不易导致其成瘾,而对高宜人性人格的青少年而言,互联网社交服务偏好反而容易导致其成瘾。     

成人在错误信念任务上的表现

考察成人在错误信念(FB)任务上是否存在"知识偏差"效应。实验1重复Birch等的实验程序并未得到与之一致的结果,成人在FB任务上的表现不理想,且无"知识偏差"效应存在。实验2排除琴盒位置及颜色的突出性影响后,结果与实验1相似。成人在FB任务上的不佳表现与成人具有心理理论的事实相悖,说明把通过FB任务作为衡量心理理论的唯一评定标准有待商榷。     

近乎完美量表修订版（APS-R）的中文修订

对近乎完美量表修订版（APS-R）进行中文修订,并考察其信度和效度。1174名大学生参加正式测试,321名学生7周后参加了复测。结果显示,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半信度和重测信度比较理想;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均支持APS-R的高标准、差异和秩序的理论建构;高标准分量表与自尊、自我效能感、正性情绪呈正相关,差异分量表与抑郁、特质焦虑、状态焦虑和负性情绪呈正相关。APS-R中文修订版具有较高的信效度,可以作为国内完美主义研究、心理咨询和治疗工作的一个有效工具。     

论人本主义刑事司法理念

司法制度中所有问题的解决归根结底都在于关注人,人本主义所蕴含的尊重人的尊严、价值的法律精神,可以引伸出刑事司法程序的主体性要求,并成为重塑我国刑事司法理念的理论基础。     

江右思想家王时槐考述

在阳明学的二传弟子中,王时槐是一个思想涵摄面广而又富有理论创新的思想家,而目前学术界对于塘南思想的研究还只是零星的,那种基于塘南本人学行与著述基础上的、全面而系统的加以考察的工作还未真正起步。对塘南学行实录的编撰可以展示其为学的心路历程,而对其著述较为全面的查考则更有助于材料的取舍与把握,此两者于当下学界对于塘南的思想研究极为必要。     

人类认知模式的转变——从J.A.福多到卡米洛夫-史密斯

当代科学认识论的研究,日益得到世界各地学者的关注,认知科学正在成为21世纪科学哲学研究的热点,对此我们需要从当前的研究中梳理出总体的研究进路,从中寻绎出存在的问题以及可能的研究路径。当代认知科学与人工智能研究日益深入到人类认识机制的领域。这种研究进路在哲学上就是元认识论问题,以往的哲学研究对这个问题的关注明显不够。从20世纪80年代起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元认识论问题,这以美国心理学家福多心理模块理论为代表,提出人类认识的功能主义解释,到90年代英国心理学家卡米洛夫-史密斯从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基础上提出一种折中的混合…     

Dimensionality of 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and measurement equivalence of Triandis and Gelfand’s scale

Despite researchers’ strong interest in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I–C), the conceptualization and measurement of I–C constructs remain controversial. Through a cross-cultural study, the present research examines the dimensionality of I–C and tests equivalence of a measurement scale recently developed by Triandis and Gelfand. Through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es, the authors find that conceiving I–C as separate constructs with multiple dimensions is superior and better fits the data. The measurement scale developed based on such a conceptualization is found warrantable although refinements can be made. The results suggest a need for future research on further testing the dimensionality and measurement of the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sca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