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体验影响估算策略运用的认知与脑机制

揭示情绪体验影响个体完成各种认知任务的认知神经机制是研究者关注的热点问题。以往研究主要采用问卷法和行为实验, 集中考察了焦虑对估算策略运用的影响, 但这种影响潜在的脑机制尚不清楚, 对焦虑以外的情绪体验与估算策略运用之间关系的研究也极其缺乏, 而情绪调节对估算策略运用影响方面的研究基本处于空白。本研究将采用面孔表情图片作为情绪刺激材料, 结合事件相关电位(event related potential, ERP)技术, 采用启动范式, 尝试从外显和内隐两个角度, 考察不同效价的情绪体验在估算策略运用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进而揭示情绪调节影响估算策略执行的时间动态特征和大脑激活模式。这将有助于充分认识情绪体验影响估算策略运用的认知与脑机制, 为更好的优化估算策略运用效果提供实证依据。     

无聊倾向对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为探究无聊倾向对青少年网络成瘾的预测作用和影响机制,选取云南省和山东省5所普通中学的1553名青少年进行调查。结果发现：（1）青少年无聊倾向显著正向预测网络成瘾;（2）学习倦怠在青少年无聊倾向与网络成瘾之间起中介作用;（3）积极应对方式在无聊倾向与学习倦怠之间起调节作用。本研究结果揭示了青少年网络成瘾形成的内部机制,并基于I-PACE模型构建了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形成过程模型,为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干预提供决策依据。     

感恩与听障学生亲社会行为的关系：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本研究探讨了感恩与听障学生亲社会行为的关系,并检验生活满意度的中介效应以及性别对中介效应的调节作用。采用青少年感恩量表、生活满意度量表以及长处和困难量表对392名听障学生进行调查,结果显示：（1）感恩显著正向预测听障学生的亲社会行为;（2）生活满意度在感恩与听障学生亲社会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该中介作用受到性别的调节,即生活满意度只在听障男生的感恩和亲社会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养育是一种幸福的体验吗？养育倦怠述评

养育倦怠指的是由于父母角色和长期的养育压力而导致的一组负性症状,具体包括与父母角色相关的极度耗竭感、与子女的情感疏远和父母角色的低效能感。学者们采用风险-资源平衡模型来对养育倦怠进行解释,并围绕其测量、前因变量和后果变量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未来的研究应当重点关注以下问题：澄清养育倦怠的概念内涵,发展科学的测量与评价工具;重视养育倦怠与后果变量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充分关注文化因素在养育倦怠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     

班级环境如何影响受欺负者的适应？健康环境悖论及其发生机制

“健康环境悖论”是指在受欺负水平相对较低的环境中,受欺负个体有更多的适应问题。通过梳理相关实证研究,本文从人际与认知两大方面分析健康环境悖论的发生机制。人际机制强调健康环境会影响同伴群体对于受欺负者的态度和受欺负者的友谊,这些不良的人际关系进一步加剧受欺负者的适应困难。认知机制认为健康环境会通过向上的社会比较和消极归因方式,影响受欺负者的适应问题。最后,我们讨论了中国文化背景下“健康环境悖论”的适用性问题、未来研究的发展方向和对于干预实践的建议。     

汉语母语者视听言语知觉发展趋势研究

6~12岁儿童、13~18岁青少年和20~30岁成人被试各30名,运用McGurk效应研究范式对汉语母语者视听言语知觉的发展趋势进行探讨。所有被试需要接受纯听和视听两种条件下的测试,其任务是出声报告自己听到的刺激。结果发现：（1）三个年龄阶段汉语母语者被试在安静听力环境下的单音节加工中都受到了视觉线索的影响,表现出了McGurk效应;（2）三个年龄阶段汉语母语者被试McGurk效应的强度存在显著差异,其受视觉言语影响的程度表现出随年龄增长而增强的发展趋势;（3）13岁以后汉语被试在视听一致下对视觉线索的依赖没有显著增强,但是在视听冲突下视觉言语的影响仍然在逐渐增强。     

教与学的大脑：人际神经科学助推教育研究

如何从神经生理层面刻画教育活动的人际互动模式和动态性是教育神经科学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人际神经科学视角为其提供了可能的解决途径; 这一新兴的视角通过记录和分析进行同一认知活动时两人或多人大脑活动之间的关联, 来揭示大脑活动的群体模式。目前, 人际神经科学方法已被应用于教育研究, 例如监控教学过程、预测教学效果和识别教学影响因素, 相应的研究成果对教育活动具有重要启示。未来的研究者可以更多地关注不同学习水平的学生大脑的互动机制及人际神经科学方法应用于技能教学及线上教学评估的巨大潜力。     

右侧颞顶联合区及道德加工脑网络的功能连接预测社会性框架效应：来自静息态功能磁共振的证据

社会性框架效应指个体进行社会性决策时, 描述方式(即框架)对其选择倾向的影响。采用“伤害/帮助框架”范式, 本研究在行为上发现了显著的框架效应：被试在伤害框架下比帮助框架下, 更倾向于选择利他选项, 这可能是由于伤害框架凸显了伤害他人的后果及有意性, 从而提高了道德冲突水平。在神经活动上发现(1)静息态下, 右侧颞顶联合区(TPJ)的低频振荡振幅(ALFF)与框架效应强度存在显著正相关; (2)道德加工相关脑区构成的局部脑网络内部的功能连接强度(FC)能够有效预测框架效应强度。本研究首次利用静息态功能连接探讨个体的社会性决策受到语言表述方式影响的神经机制, 为进一步揭示社会决策中的个体差异提供了神经学证据。     

受欺负与青少年外化问题关系的“健康环境悖论”：敌意性归因的中介作用

“健康环境悖论”是指在总体受欺负水平较低的环境中, 受欺负的个体会表现出更多适应问题。本研究以来自47个班级的1764名5年级到8年级学生为被试(男生956人, 平均年龄14.46岁), 考察了班级平均受欺负水平在个体受欺负经历与外化问题间的调节作用及敌意性归因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1)受欺负与外化问题的关系存在“健康环境悖论”现象, 即班级平均受欺负水平能调节个体受欺负经历与外化问题的关系, 在班级平均受欺负水平较低的班级中受欺负经历与外化问题的关联更强; (2)班级平均受欺负水平对受欺负与外化问题的调节作用通过敌意性归因的中介作用实现。本研究证实了受欺负与外化问题的健康环境悖论现象, 并首次揭示了敌意性归因的中介作用机制。     

技术信任和领导信任对企业员工新技术接受的影响

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 新技术的采用对于企业提高核心竞争力至关重要。如何使员工面对新技术带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信任并接受新技术是企业新技术推广的重要问题。现今学界虽已关注到信任在新技术采用这一过程中的积极作用, 但仍缺乏相关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特别是对于其内在心理机制的解释。为弥补这一研究的不足, 本研究通过分析企业新技术推广情境下, 技术信任和领导信任对员工新技术接受的影响, 并引入了感知风险性与技术自我效能感作为中介变量, 探寻信任影响的内在机制。此外, 还进一步探讨企业文化的调节作用, 从而建构信任与企业员工新技术接受的理论模型, 为企业新技术的推广提出合理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