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儿童同伴侵害的特点及与内化问题的循环作用关系:一项追踪研究

本研究采用纵向设计,以北京市426名四、五年级流动儿童为被试,进行连续4次的追踪测查,考察流动儿童同伴侵害的特点及其与内化问题的动态相互作用关系。结果发现:(1)打工子弟学校流动儿童的同伴侵害与内化问题水平比公立学校流动儿童高;流动儿童的流动性越大,同伴侵害和内化问题越多。(2)控制了性别、年级、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ES)和流动性后,从T1到T2,同伴侵害与孤独感为相互作用关系,且同伴侵害可以显著预测抑郁,但对社交焦虑的预测作用不显著,而从T2到T4,同伴侵害和3种内化问题的相互作用模式完全一致,即T2时的社交焦虑、抑郁和孤独感显著预测T3的同伴侵害,进而显著预测T4的社交焦虑、抑郁和孤独感。(3)抑郁、孤独感与同伴侵害的循环作用在两类流动儿童中具有较强的稳定性,而在社交焦虑和同伴侵害的模型中,打工子弟学校流动儿童的同伴侵害对社交焦虑的作用比公立学校流动儿童更大。可见,同伴侵害和内化问题呈循环作用关系,未来预防/干预研究可以聚焦于减少流动儿童的同伴侵害或内化问题的角度打破二者的恶性循环,帮助他们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构建良性循环,促进他们的积极发展。     

自恋人格调节信任博弈的结果评价

自恋人格个体表现出亲社会行为的减少和对他人的反馈敏感。信任是人类社会互动行为的基础,自恋人格特质可能影响他们的信任决策。为了探究自恋水平如何影响信任博弈中结果评价的大脑活动,本研究采用事件相关电位技术记录了38名被试完成单次信任博弈时的脑电波。行为结果发现相对高自恋者的信任选择率显著低于相对低自恋者的信任选择率。脑电结果表明,相对高自恋者信任损失反馈减互惠获利反馈所得的FRN差异波(d FRN)显著地大于相对低自恋者,并且相对高自恋者结果评价诱发的P300波幅显著地大于相对低自恋者。本研究提供了自恋人格个体信任博弈中结果评价的初步神经电生理学证据。     

中小学生的灾难暴露程度对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影响：中介和调节效应

汶川地震后1年时,采用灾难暴露程度问卷、主观害怕程度问卷、社会支持问卷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量表,对地震极重灾区的3058名中小学生进行调查,考察灾难暴露程度、主观害怕程度、社会支持与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关系。结果发现：（1）震后1年时中小学生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发生率为9.6%,其中有目睹他人死亡经历的学生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发生率为16.2%;（2）灾难暴露程度能正向预测创伤后应激障碍,而主观害怕程度在灾难暴露程度对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3）社会支持在灾难暴露程度与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但不能调节主观害怕程度与创伤后应激障碍之间的关系。其中,无论支持的性质如何,父母和教师的支持都能缓解灾难暴露程度对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影响,而同学和其他人的支持则不具有调节效应。     

5-HTTLPR、性别、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面孔表情识别的关系

该研究采用531名中国汉族健康大学生为被试,综合考察了5-HTTLPR(5-羟色胺转运体基因连锁多态区)基因型、性别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之间交互作用与面孔表情识别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性别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在面孔表情识别上有显著的主效应。总体来说,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和女性的被试具有较好的面孔表情识别能力。5-HTTLPR基因型、性别、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它们在面孔表情识别上的三因素交互作用也显著。该三因素交互作用主要是源于,在高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背景下,女性携带有5-HTTLPR长片段等位基因比短片段纯合子表现出稍差的面孔表情识别能力。该结果体现了基因与环境多因素交互作用对面孔表情识别能力的重要性。     

饮酒期望、饮酒拒绝自我效能与青少年的饮酒行为:有中介的调节效应分析

以544名初一、初二、高一和高二的学生为研究对象,考察在控制了相关人口学变量后,消极饮酒期望对积极饮酒期望与青少年饮酒行为关系的调节作用,以及饮酒拒绝自我效能对消极、积极饮酒期望及两者交互作用与饮酒行为关系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1)28.31%的中学生在过去一个月中曾饮酒,其中13.60%在过去一个月中曾大量饮酒,8.27%曾醉酒;(2)积极饮酒期望能正向预测青少年的饮酒行为,消极饮酒期望在积极饮酒期望与青少年饮酒行为关系中发挥调节作用;(3)饮酒拒绝自我效能在消极饮酒期望与饮酒行为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在积极饮酒期望与饮酒行为的关系以及消极饮酒期望的调节作用中发挥了完全中介作用;(4)调节效应的中介机制表明,低消极期望组中,随着积极期望的提高,饮酒拒绝自我效能呈直线下降的趋势;而在高消极期望组中,无论积极期望高或者低,饮酒拒绝自我效能均较高。研究结果对青少年饮酒行为的干预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胆囊收缩素对脂多糖诱发的病态行为及外周细胞因子的影响

细胞因子在病态行为的产生中有重要的作用。八肽胆囊收缩素在前人研究中表明能够拮抗脂多糖在大鼠体内引起的细胞因子的分泌。实验目的：利用八肽胆囊收缩素的抗炎作用研究细胞因子在病态行为中的作用。实验方法：共分两个实验进行, 将大鼠分为控制组、免疫激活剂脂多糖组(200 μg/kg剂量, 腹腔注射)以及注射不同剂量的八肽胆囊收缩素的实验组(分别为20 μg/kg 、40 μg/kg 、80 μg/kg 和120 μg/kg剂量), 各实验组在注射脂多糖前半小时注射相应剂量的八肽胆囊收缩素, 药物注射两小时后进行行为实验 (糖水摄取量测验、旷场测验和高架十字迷宫测验), 然后对大鼠前炎性细胞因子包括白细胞介素-1β(IL-1β)、白细胞介素-6 (IL-6)、肿瘤坏死因子-α (TNF-α)及抗炎性细胞因子白细胞介素-10(IL-10)的血清浓度进行分析。实验结果：脂多糖诱发大鼠产生病态行为, 与控制组相比, 脂多糖组糖水摄取量降低, 旷场测验中活动性降低, 高架闭臂进入次数减少; 脂多糖诱导炎性细胞因子分泌增加, 与控制组相比, 脂多糖组前炎性细胞因子IL-1β、IL-6、TNF-α的分泌增加。在脂多糖注射前注射八肽胆囊收缩素能够抑制前炎性细胞因子IL-1β、IL-6、TNF-α的分泌, 但八肽胆囊收缩素未能改善免疫诱导的病态行为。结论：本实验结果表明仅改变外周的细胞因子浓度并不能完全改变动物的病态行为, 病态行为的产生可能与脑区的细胞因子有更大的联系。     

特质应对与展现规则对情绪劳动的影响

采用2×3组间设计, 检测特质应对(积极与消极)与展现规则(积极、消极、无规则)对情绪劳动的影响。结果表明, 积极应对引起更多深层动作; 积极规则下出现较少表层扮演(与消极应对比)。积极和消极规则都引起较多深层和表层动作。积极应对在积极规则下表层扮演较少(与消极规则比); 消极应对在积极规则下表层扮演较多(与消极规则比)。研究提示, 特质情绪性可能是调节展现规则与情绪劳动关系的重要原因。     

预先信息的不确定性与准备时间对任务切换的影响

为揭示任务切换中切换代价的本质, 考察了预先信息与准备时间对任务切换的影响, 结果发现: (1) 预先信息对任务切换有显著的影响效应, 全部信息的反应时和切换代价显著低于无信息和部分信息的反应时和切换代价, 而后二者之间无显著差异; (2) 预先信息的影响效应受到准备时间的调节作用, 在准备时间为100ms时, 预先信息无显著的影响效应, 而在准备时间达到600ms以后, 预先信息的准备效应显著。这说明, 预先信息影响的认知加工是任务设置重构, 并且这种影响效应受到准备时间的调节作用。     

工作场所中的反生产行为及其心理机制

反生产行为(Counterproductive Work Behavior, CWB)是员工在工作场所中实施的蓄意伤害组织利益或与组织利益有关的其他成员的行为。本文对反生产行为的概念、分类、理论解释等的最新研究进展进行了系统梳理和全面回顾。在整理和分析已有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提出了反生产行为的发生机制模型, 即反生产行为的发生遵循“压力情境→认知加工→负性情绪反应→反生产行为”的逻辑顺序。“认知加工”和“负性情绪反应”是反生产行为发生过程中的两个关键环节, 具体表现为个体在压力情境下的归因过程及负性情绪的生成。在此基础上, 对与反生产行为有关的最新研究成果进行了整合, 并且对当前反生产行为的研究的开展进行了有针对性地评价和展望。     

来知德易象说及其意义

论文从易学起源、易学本质、象辞关系、象理关系论述了来知德以易象为核心的易学思想.来知德易学提出易起源于象、舍象不可以言易、立象系辞、假象寓理,确立了易象在易学研究中的地位,批判了王弼和宋明儒者重理不重象的倾向.来氏的"假象寓理",不仅有以象为本、无象则无理的意义,也内涵以象为工具、以彰显理为易学归宿的意蕴."主宰者理",是言理主宰世界一切,易象只是理解和解释义理的工具而已,以此克服了汉儒将易学研究局限在易象层面的倾向.来知德从无象则无易到假象寓理、主宰者理,完成由象数到义理、由天道到人道的论证,阐发了以太极或理为本体、贯通天人的义理之学,从而与宋代程朱易学和明代以阐发程朱易学为宗旨的官学易学区别开来.来氏虽提出了许多不同于程朱易学的观点,但在许多方面仍未超越程朱易学.同时,来氏错综理论以至其整个易学,也吸收了汉儒互体之说、京房八宫说、虞翻卦变与旁通说、孔颖达非覆即变说等象数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