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心理能力(GMA)预测绩效:现状、机制及趋势

一般心理能力(General Mental Ability,GMA)是人事选拔领域应用最为普遍的预测源,百年来的研究证实,GMA不仅直接影响工作知识的获得与技能习得,还通过学习和问题解决间接影响个体的工作绩效,是工作绩效的最佳预测源。未来对GMA本质以及GMA与绩效关系的探讨,除了经典测量学视角外,还应借鉴认知神经研究范式,深入揭示GMA预测工作绩效的脑认知机制,同时进一步收集GMA的预测效度以及中国情境下的概化效度证据。     

试析德国纳粹人体实验的道德逻辑

德国纳粹人体实验与德国现代伦理思想中的超人道德和种族主义思想密切相关。超人道德是纳粹人体实验的“意志-伦理”基础,种族主义则是纳粹人体实验的“科学—伦理”依据。     

第一印象中面孔-人格知觉和语音-人格知觉的异同

人们会根据陌生人的面孔线索或语音线索迅速地对其人格特质进行主观推断而形成第一印象。面孔-人格知觉第一印象和语音-人格知觉第一印象在维度结构和内在机制上具有相似性;在对具体人格特质和维度的敏感性,以及具体的认知机制方面又具有各自的特异性。未来研究可以基于同一批被知觉者开展面孔-人格知觉第一印象和语音-人格知觉第一印象的直接比较,并着力探究二者的过程特点,以及人格知觉第一印象形成时面孔和语音知觉的跨模态整合效应。     

自我超越价值观对持久幸福感的作用及机制

追求幸福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价值观对个体的发展起引导作用,与幸福感密切相关。认同自我增强价值观,即关注个人利益,可以让人体验到波动的幸福感,表现为短暂快乐和消极情绪的交替循环;认同自我超越价值观,即切实关心他人利益和福祉,则可以让人拥有持久的幸福感,表现为一种持续的充实、和谐、宁静的状态。就作用机制而言,认同自我超越价值观的个体可能对自我威胁信息有较少的防御性反应,体验到更多的社会关系导向的情绪,激发更多的亲社会行为,从而获得持久的幸福体验。未来的研究可采用多种方法和手段考察自我超越价值观对持久幸福感的作用,系统探讨二者之间的其他潜在机制,并通过开展自我超越价值观教育形成良好的社会心态。     

适用于多维迫选测验的IRT计分模型

迫选(forced-choice,FC)测验由于可以控制传统李克特方法带来的反应偏差,被广泛应用于非认知测验中,而迫选测验的传统计分方式会产生自模式数据,这种数据由于不适合于个体间的比较,一直备受批评。近年来,多种迫选IRT模型的发展使研究者能够从迫选测验中获得接近常模性的数据,再次引起了研究者与实践人员对迫选IRT模型的兴趣。首先,依据所采纳的决策模型和题目反应模型对6种较为主流的迫选IRT模型进行分类和介绍。然后,从模型构建思路、参数估计方法两个角度对各模型进行比较与总结。其次,从参数不变性检验、计算机化自适应测验(computerized adaptive testing, CAT)和效度研究3个应用研究方面进行述评。最后提出未来研究可以在模型拓展、参数不变性检验、迫选CAT测验和效度研究4个方向深入。     

节律在听觉言语理解中的作用

言语理解是听者接受外部语音输入并且获得意义的心理过程。日常交流中,听觉言语理解受多尺度节律信息的影响,常见有韵律结构节律、语境节律、和说话者身体语言节律三方面外部节律。它们改变听者在言语理解中的音素判别、词汇感知以及言语可懂度等过程。内部节律表现为大脑内神经振荡,其能够表征外部言语输入在不同时间尺度下的层级特征。外部节律性刺激与内部神经活动的神经夹带能够优化大脑对言语刺激的处理,并受到听者自上而下的认知过程的调节进一步增强目标言语的内在表征。我们认为它可能是实现内外节律相互联系并共同影响言语理解的关键机制。对内外节律及其联系机制的揭示能够为理解言语这种在多层级时间尺度上具有结构规律的复杂序列提供了一个研究窗口。     

主动性人格对学习投入的影响：领悟社会支持和积极情绪的链式中介作用

基于资源保存理论,采用主动性人格量表、领悟社会支持量表、正性-负性情绪量表和学习投入量表对544名在校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通过结构方程建模来考察主动性人格、领悟社会支持和积极情绪对学习投入的影响。结果发现,主动性人格、领悟社会支持和积极情绪均能够正向预测学生学习投入;领悟社会支持和积极情绪在主动性人格对学习投入的影响中起到链式中介作用。     

委托代理关系与企业道德风险

企业有所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引发了委托代理关系,而道德风险是委托代理关系的必然产物;在委托代理关系中产生道德风险的原因在于代理人的利己性和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信息的不对称性的同时存在;在企业委托代理关系中,所有者(雇主、股东、董事或政府等)、经理人和员工是其基本的链条,股东与经理、经理与员工都可以归结为委托人与代理人的关系,由此,企业道德风险存在于所有者、经理人和员工三个层面;规避企业道德风险既要从经济人的假设出发,探寻良好的激励约束机制,更要从社会人的事实出发,诉诸于企业人员的职业化和企业的职业化管理.     

身份认同：“换脸术”引发的哲学思考与解读

“换脸”打破了面孔和身份一一对应的关系,该如何理解术后“身份主体”问题呢？具身性和故事叙事的方式是以身体作为理解世界的视角或者通过对其生活经历的叙述界定身份问题,然而具身性忽视了脸的双重维度的区分,故事叙事则有主观重置的嫌疑。一种可能的路径是将新面孔看作过渡客体,逐渐将异组织移植同化为受者的完全一体化,“脸”作为一种符号使用,其意义在于日常生活的互动。这种策略可使受者在现实和虚幻之间作出区分,更易于重塑身份认同。虽然心理排异和“被侵占”等问题仍需进一步调整,但它仍不失为一种合理路径。

     

康熙年间疫灾流行的特征与应对

康熙年间疫灾频度为96.72%,形成持续上升(1662年~1680年)、持续下降(1681年~1687年)、波动上升(1688年~1708年) 和再次回落(1709年~1722年)4个阶段,并以夏、秋季为疫灾流行的主要时节。康熙年间疫灾的空间分布呈现内地多于边疆、南方多于北方、东部多于中西部的特征,其中江苏是疫灾流行最严重的省份。康熙年间疫灾流行的应对方式整体上停留于体现康熙帝意志的中央政令,官方延医赠药、施棺瘗尸、刊刻医书,民间逃疫避疫、封建迷信等传统应对阶段,但由于帝王的格外关注,特别是在特定疫病如天花、疟疾等的应对上也出现一些新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