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网站中的自我呈现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积极情绪和社会支持的作用

采用社交网站中的积极自我呈现和真实自我呈现问卷、积极情绪量表、领悟社会支持量表和生活满意度问卷对武汉某高校645名在校大学生进行调查,探讨了社交网站中的积极自我呈现、真实自我呈现对个体生活满意的影响以及积极情绪和社会支持在其中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1)社交网站中的积极自我呈现和真实自我呈现与积极情绪、社会支持和生活满意度都呈显著正相关;(2)真实和积极自我呈现对生活满意度都有显著的直接预测作用;此外,真实自我呈现还可以通过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对生活满意度产生影响,而积极自我呈现不仅可以通过积极情绪的单独中介作用对生活满意度产生影响,还能通过积极情绪-社会支持的链式中介作用对生活满意度产生影响。     

语音型噪音对二语者汉语元音声调感知的影响

在安静、语音型噪音、语音调制型噪音三种背景下测量了汉语母语者、汉语中、高水平的韩语母语者感知汉语元音和声调的正确率。安静背景下,三组人的语音感知类似,而在语音型噪音背景下,汉语母语者的感知正确率显著高于中水平二语者。进一步的检验表明中水平二语者在语音型噪音背景下的感知难度较大是由于其受到的语音型噪音中能量掩蔽的影响比母语被试要大,而其受到的信息掩蔽的干扰和另外两组被试相近。     

贝叶斯因子及其在JASP中的实现

统计推断在科学研究中起到关键作用, 然而当前科研中最常用的经典统计方法——零假设检验(Null hypothesis significance test, NHST)却因难以理解而被部分研究者误用或滥用。有研究者提出使用贝叶斯因子(Bayes factor)作为一种替代和(或)补充的统计方法。贝叶斯因子是贝叶斯统计中用来进行模型比较和假设检验的重要方法, 其可以解读为对零假设H₀或者备择假设H₁的支持程度。其与NHST相比有如下优势：同时考虑H₀和H₁并可以用来支持H₀、不“严重”地倾向于反对H₀、可以监控证据强度的变化以及不受抽样计划的影响。目前, 贝叶斯因子能够很便捷地通过开放的统计软件JASP实现, 本文以贝叶斯t检验进行示范。贝叶斯因子的使用对心理学研究者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 但使用时需要注意先验分布选择的合理性以及保持数据分析过程的透明与公开。     

团体宽恕干预在恋爱受挫群体中的运用及其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启示

为探讨团体宽恕干预在大学生恋爱受挫群体中的应用效果,本研究以31名在恋爱中受到过伤害的女大学生为对象进行6次团体宽恕干预,并设立一般干预组和控制组进行比较。研究结果显示：（1）前测中,三个组在恋爱宽恕问卷的四个维度、抑郁量表、焦虑量表和幸福感量表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2）后测中,在恋爱宽恕问卷的四个维度上,宽恕干预组均优于控制组,而一般干预组和控制组没有显著差异;在抑郁、焦虑和幸福感三个量表上,宽恕干预组和一般干预组都要优于控制组,但两个干预组之间差异并不显著;（3）前后测比较显示,宽恕干预组在各个指标上均有了显著变化;一般干预组在抑郁、焦虑和幸福感量表的得分上有了显著变化,但在恋爱宽恕的各个维度上（除报复维度）变化不显著;控制组则在各个指标上都没有显著变化。研究表明,面对恋爱受挫群体,宽恕干预的针对性更强,并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不同符号形式数字的数量表征

针对以往对不同符号形式数字数量表征的ERP研究只应用以反应为原点分段平均分析方法,以及忽略对后期符号效应观察,从而造成对数量表征的考察不完善的状况,本研究利用ERP技术,结合借助潜伏期平移思想的以刺激为原点的分段平均方法,对阿拉伯与汉字小写的两位数数字的数量大小比较任务进行考察.结果表明阿拉伯数字与汉字数字在编码表征阶段存在差异,ERP结果中符号效应与距离效应无交互作用,但是在距离效应出现的同时仍然存在符号效应,说明不同符号形式数字的数量表征并非完全相同.     

超我:他律内化的理想类型——弗洛伊德的道德理论及其意义

弗洛伊德认为道德产生于人的本能与现实之间的矛盾,良心是人自身反对自身的斗争,道德的产生意味着人自身的本能等感性力量得不到发展。良心的存在与维持,依赖于外在的权威力量的存在。弗洛伊德的超我是他律的内化这一道德模式的理想类型,是对此类道德模式的一种理论建构。     

Affective and cognitive meta-bases of attitudes: Unique effects on information interest and persuasion

The authors investigated the predictive utility of people's subjective assessments of whether their evaluations are affect- or cognition driven (i.e., meta-cognitive bases) as separate from whether people's attitudes are actually affect- or cognition based (i.e., structural bases). Study 1 demonstrated that meta-bases uniquely predict interest in affective versus cognitive information above and beyond structural bases and other related variables (i.e., need for cognition and need for affect). In Study 2, meta-bases were shown to account for unique variance in attitude change as a function of appeal type. Finally, Study 3 showed that as people became more deliberative in their judgments, meta-bases increased in predictive utility, and structural bases decreased in predictive utility. These findings support the existence of meta-bases of attitudes and demonstrate that meta-bases are distinguishable from structural bases in their predictive utility.     

从李丽云事件看生命健康权、患者自主权和医生干涉权

当患方行使自主权所做的决定危及自身生命健康权时,能否赋予医生干涉权以实现生命高于一切的理念？阐明了生命健康权、患者自主权和医生干涉权的关系．并从我国实际出发,论述不能通过赋予医生干涉权来避免类似李丽云悲剧的发生,建议立法完善对民事行为能力的规定,建立司法机关或其他第三方机构提前快速审查机制来解决自主权与生命权的冲突。     

患者隐私杈的法学思考

结合法学理论、医疗实践和目前患者隐私权的法律保护现状,就侵权行为、民事责任的认定以及隐私权的限制等问题予以理论阐释,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保护措施,如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医务人员要增强法律保护意识等,以期为患者隐私权的保护提供有益的参考。     

个体情绪智力与工作场所绩效关系的元分析

运用元分析方法对个体情绪智力与工作场所绩效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探讨。来源于75项研究的87个独立样本满足了元分析的标准(N=12882)。元分析结果发现, 整体上个体情绪智力与工作场所绩效有中等程度的相关(r=0.28); 情绪智力测量工具、绩效衡量标准、实证数据特点和文化差异等会调节影响它们之间的关系; 在多种调节效应中, 中国文化背景下它们之间的关系最强(r=0.37)。结果表明, 情绪智力能有效地预测工作绩效; 情绪智力与工作绩效的关系强度受不同因素影响会发生小幅变化; 文化差异对它们之间关系的影响最为明显。此结果提供了情绪智力预测工作绩效的精确估计, 并能为未来情绪智力研究指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