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血管生成抑制剂的发现谈福克曼的科研思维

1　奇怪的现象———问题的发现60年代初期 ,福克曼和他的同事在研究无细胞的血代用品使培养中的甲状腺细胞保持存活的能力时 ,在甲状腺表面放了少量兔子的黑瘤细胞。根据使用正常血液组织培养的经验 ,他们设想黑瘤细胞会迅速生长下去。结果却出乎他们意料 :当黑瘤细胞长到形成豌豆大小的肿瘤时 ,便停止生长了。肿瘤为什么会停止生长 ?一闪而过的现象 ,并没有被福克曼轻易放过 ,“这个问题让我为之工作了很多年。”[1]2　合理的解释———假设的提出反复比较出现不同结果的培养条件 ,福克曼发现 ,问题的关键在于血代用品和血细胞的不同。因…     

中国大学生对艾滋病知识的了解以及对艾滋病患者的反应

本研究区分艾滋病知识的两个不同侧面: 对艾滋病的误解和对艾滋病的正确认识, 并第一次在中国探讨这两个不同侧面的知识对艾滋病患者的认知、情感、行为反应的不同预测作用。119名(31男, 88女)来自上海、132名(59男, 73女) 来自广州的大学生参加了本调查。结果发现被调查的大学生: 1) 普遍对艾滋病存在误解, 即认为艾滋病可以通过日常的一般接触传染, 并且, 这种误解和对艾滋病的正确认识相互独立; 2) 都表达了对艾滋病患者的厌恶情感、与艾滋病患者接触的不舒服感; 3) 尽管如此, 但都不支持对艾滋病患者采取强制措施, 也不认为艾滋病患者感染艾滋病是他们自己的责任。研究还发现, 和来自广州的大学生相比, 来自上海的大学生对艾滋病有着更多的了解, 对艾滋病患者有着更少的负性情感、更少的消极态度、他们也更少地把感染责任归结到患者本身。特别有趣的是, 本研究发现, 对艾滋病患者的负性反应具有显著预测能力的是对艾滋病患者的误解而不是正确认识, 即误解越多, 负性反应越多。这些发现提示, 中国未来的艾滋病防治工作应该继续大力加强对艾滋病相关知识的宣传教育, 不仅要让人们知道艾滋病是通过什么途径传染的, 还要特别消除他们对艾滋病的许多误解, 从而减少或消除对艾滋病患者的许多歧视性反应, 营造一个良好的艾滋病防治环境; 同时, 中国的艾滋病防治还应该注意地区差异, 不同地区的防治力度和采取的策略应该和各地的实际疫情相适应。     

大学生网络捐助的影响因素:求助者特征的视角

以往关于捐助的心理学研究主要聚焦于现实环境中的捐助行为,以及捐助者自身特点对捐助的影响,网络环境、求助者特征对捐助影响的研究较少。本研究以大学生为被试,比较不同信息发布者情境中,网络与现实中捐助的意愿,并确定求助者的身份特征和求助信息特征对网络捐助的影响。结果发现,在捐助意愿和捐助金额方面,网络渠道高于现实渠道、熟人发布高于陌生人发布;当求助者与捐助者同为大学生时,捐助者对求助者的理性求助信息比情绪性求助信息有更强的捐助意愿和更多捐助金额。以上结果与大学生网络社会支持水平较高、处理网络信息能力较强有关。     

让建言更多含金量：员工建言质量的前因机制

员工高质量的建议是企业提质增效的重要途径。然而, 以往研究主要聚焦在员工的“建言参与”和“建言数量”上, 忽略了一个最本质的问题——员工的建言质量如何?为解决这一关键问题, 分别从员工建言质量的内涵、测量、前因机制的角度构建一个关于员工建言质量的系统研究。研究一基于扎根理论, 探讨员工建言质量的内涵与结构, 开发员工建言质量的测量工具; 研究二是基于内隐建言理论, 从个体和团队两个层面探讨员工与领导的批判性思维对员工建言质量的影响机制。理论贡献在于推动员工建言质量的理论构建, 拓展批判性思维理论、内隐建言理论的应用。     

敬畏对亲环境行为意向的影响

采用回忆书写、视频和阅读书写范式启动敬畏,考察了敬畏与亲环境行为意向的关系。结果显示,相较于中性控制组,敬畏情绪回忆书写组（实验1）、视频启动组（实验2）和阅读书写组（实验3）的亲环境行为意向更高。结果表明,敬畏有助于促进个体的亲环境行为意向。     

道德概念的空间形象性：语言因素和具身因素的共同作用

采用事件相关电位(ERP)技术探讨抽象道德概念的空间形象性效应, 以及语言因素和具身因素对该效应的影响机制及其加工进程。实验1检验词对空间位置对道德词对语义判断(反义程度)所产生的影响, 结果表明不符合空间形象性呈现条件(即道德-下, 不道德-上)诱发了较大的N400, 并且词对语义判断的反应时较长; 实验2检验词对语义的反义程度对道德词对空间形象性判断所产生的影响, 结果表明语义无关词对诱发了较大的N200和N700, 并且词对空间形象性判断的反应时较长。研究结果表明, 抽象道德概念的加工能够表现出空间形象性效应, 该效应由语言因素和具身因素共同塑造, 前者在概念加工过程中优先被激活并发挥持久影响, 后者仅在概念加工的中期发挥作用。     

人工智能决策的公平感知

不平等问题是全球社会和经济发展需要应对的首要挑战,也是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核心障碍。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为缓解不平等、促进社会公平提供了新的途径。然而,新近研究发现,即使客观上AI决策具有公平性和准确性,个体仍可能对AI决策的公平感知较低。因此,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AI决策公平感知的影响因素。然而,目前研究较为分散,呈现出研究范式不统一、理论不清晰和机制未厘清等特征。这既不利于跨学科的研究对话,也不利于研究者和实践者对AI决策公平感知形成系统性理解。基于此,通过系统的梳理,现有研究可以划分为两类:(1) AI单一决策的公平感知研究,主要聚焦于AI特征和个体特征如何影响个体对AI决策的公平感知;(2) AI-人类二元决策的公平感知研究,主要聚焦于对比个体对AI决策与人类决策公平感知的差异。在上述梳理基础上,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索AI决策公平感知的情绪影响机制等方向。     

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持续和停止的预测性因素

非自杀性自伤行为是个体未来自杀意图、自杀行为以及长期心理障碍等问题的重要风险因素,了解能够预测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持续或停止的因素有助于为该行为的早期预防及干预提供新视角。基于Nock的整合理论模型,通过梳理国内外文献发现对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持续或停止具有预测作用的因素主要集中于生理机制、个人特质(情绪与认知、人格因素等)和社会因素(同伴因素、家庭因素等)三方面。未来相关研究应注意采用多样化的研究方法及非自杀性自伤行为测量技术,拓展被试群体和研究领域来探究对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发展进程具有预测作用的风险因素和保护性因素,并深入探究各因素间的交互作用。     

父母忽视与青少年短视频过度使用的关系：正念和自我控制的中介机制

为考察父母忽视与青少年短视频过度使用的关系,并探索正念与自我控制的多重中介机制,选取1015名青少年为研究对象,进行父母忽视、自我控制、正念和短视频过度使用的测量。结果表明：（1）父母忽视与短视频过度使用呈显著正相关。（2）自我控制在父母忽视与短视频过度使用间起中介作用,且正念和自我控制还在两者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行为决策中模糊规避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模糊规避是指在相同奖赏的情况下,决策者会偏好有精确概率的事件而不是从主观上判断具有相同模糊概率的事件。自从Ellsberg提出模糊规避的概念以来,模糊规避已在行为决策研究的多个领域得到广泛验证。本文梳理了近五十年来关于模糊规避的研究文献,系统分析了模糊规避的研究范式、心理机制和影响因素,同时提出了未来的研究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