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人际图式改变、人格改变与症状缓解的关系:个案研究

本研究旨在通过一例抑郁症病例的52次心理治疗和效果评估说明核心人际图式改变、人格改变与症状缓解的关系。核心人际图式采用自编我的感受问卷测量,人格改变采用SWAP-200测量,症状采用OQ45.2测量。结果:核心人际图式的变化伴随着临床上可观察的人格改变、症状缓解及当事人总体功能和心理健康水平的提高。症状缓解主要体现为主观困扰的降低,但在社会功能和人际关系质量上改变不明显。结论:核心人际图式、人格障碍轮廓和症状缓解具有共变关系。     

幼儿父母婚姻冲突与教养方式的关系:父母情绪调节策略的调节作用

以285名幼儿家长为被试,采用问卷法考察婚姻冲突对权威教养和专制教养的差别效应以及父母情绪调节策略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1)幼儿父母的婚姻冲突能显著负向预测其权威教养,显著正向预测其专制教养,婚姻冲突对两类教养的预测作用大小无显著差异;(2)父母情绪调节策略对婚姻冲突与权威教养关系的调节作用显著,且这种调节作用不存在家长性别的差异:较少使用认知重评或较多使用表达抑制的家长,其婚姻冲突能显著负向预测权威教养;经常使用认知重评或较少使用表达抑制的家长,其婚姻冲突对权威教养的影响不显著。父母情绪调节策略对婚姻冲突与专制教养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     

大学生对心理健康必备能力的认知

本研究以200名大学生为被试,以访谈及问卷的方式对大学生心理健康必备能力的认知进行了调查研究,并建立了大学生心理健康必备能力认知结构模型,结果表明:大学生所认知的自己心理健康必备能力由自我调控、社会应对、学习和人际交往这四个方面的能力组成,它们彼此独立,但又相互关联。     

心力衰竭国内外指南浅析

近几年随着循证医学证据的不断增加,各国对心力衰竭指南进行了更新.主要是2012年欧洲心脏病学会(ESC)与心衰学会公布的心力衰竭新指南、2011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慢性心力衰竭诊治指南、2010年英国国立健康与临床优化研究所(NICE)慢性心力衰竭诊治指南、2009美国心脏病学会(ACC)/美国心脏协会(AHA)实践指南工作组成人心力衰竭诊疗指南及2010年我国的急性心力衰竭指南等.各国指南对心力衰竭的诊断和治疗都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和建议,其中不乏亮点,如对慢性心力衰竭患者更加重视血运重建的治疗作用、推荐心力衰竭治疗的一种新型β受体阻滞剂奈必洛尔等等.我们对以上几个指南做了浅要分析,以取长补短更规范的诊治心力衰竭患者.     

人体器官买卖成因和对策的法学思考

器官供需严重不平衡导致了人体器官买卖的产生,器官买卖对供体和受体均存在潜在风险,对社会危险性也不容忽视.分析了器官买卖链条中供体、受体和中介各自的角色和地位,并提出了立法推动尸体器官捐献、加强医院和医务人员承担的法律责任、打击买卖中介和加强网络监管等建议.     

女性盆腔脏器脱垂的传统手术治疗

对于女性盆腔脏器脱垂的手术治疗,传统的手术方式包括阴道封闭术、曼氏手术和阴式全子宫切除术.阴道封闭术操作相对简单,适用于无性生活要求的、合并症较多的年老体弱者,但术后可能存在新发压力性尿失禁,并且导致性功能障碍,术中是否切除子宫尚有争议.曼氏手术保留子宫、操作简单,但术后脱垂复发及妊娠后宫颈机能不全问题仍有待研究.阴式全子宫切除术对于POP-Q评分II期及以内的脱垂患者,治疗效果最佳,期别高的患者术后复发仍可使用保守或再次手术治疗补救,本手术方式术后较少出现性交痛.总而言之,选择适当的适应证并积极与患者沟通后,女性盆腔脏器脱垂的传统手术治疗仍为不错的治疗方式.     

不同趋近动机强度积极情绪对认知控制的影响

情绪的动机维度模型认为, 积极情绪对认知加工的影响受其趋近动机强度的调节, 高、低趋近动机积极情绪对认知加工的影响不同。本研究运用情绪图片诱发被试高、低趋近动机积极情绪, 采用停止信号任务和任务转换作业考察了不同趋近动机强度积极情绪对认知控制的影响。结果发现：(1)与中性条件相比, 高趋近动机积极情绪促进了停止信号任务中Go任务和任务转换作业中重复任务的反应执行。(2)在停止信号任务中, 相对于中性条件, 低趋近动机积极情绪条件下的停止信号反应时显著缩短; 在任务转换作业中, 低趋近动机积极情绪条件下的反应时转换损失和错误率转换损失均显著降低, 而高趋近动机积极情绪条件下的反应时转换损失显著增加。因此, 积极情绪对认知控制的影响受其趋近动机强度的调节, 即低趋近动机积极情绪增强认知灵活性, 提高停止反应与任务转换的速度; 而高趋近动机积极情绪增强认知稳定性, 加快停止信号任务中Go任务和任务转换作业中重复任务的反应执行, 增加了反应时转换损失。     

欺骗的神经机制和测谎应用:来自fMRI研究的证据

功能核磁共振成像技术在探讨欺骗机制和开发测谎技术中的应用是目前的研究热点,前者使用多种范式来考察假装失忆、故意错误及人际交互中的欺骗行为的认知和神经机制,而后者主要沿用传统的GKT和CQT范式检测欺骗行为。已有研究突显了前额叶和顶叶这些参与执行控制过程的脑区在欺骗中的核心作用,但基于这些脑区信号进行测谎时,得到的准确率不容乐观。未来研究应探索除执行控制过程外的欺骗的其它认知成分,尝试从"记忆痕迹"和"欺骗结果"等方面寻找测谎的新线索。并应揭示"欺骗特质"的神经基础,以启发"忠诚度"的测量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