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情障碍与中学生人际关系: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为明确述情障碍与中学生人际关系间关系的内在机制,采用中学生人际关系量表、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社交焦虑量表及领悟社会支持量表调查了北京市、石家庄市、佳木斯市三所中学7至11年级共998名学生,根据述情障碍的筛查标准,最终获得218份有效数据。结论如下：（1）述情障碍与社交焦虑呈显著正相关,与人际关系、社会支持呈显著负相关;人际关系与社交焦虑呈显著负相关,而与社会支持呈显著正相关;社交焦虑与社会支持呈显著负相关;（2）社交焦虑在述情障碍与中学生人际关系间起中介作用;社会支持在述情障碍与中学生人际关系间起调节作用;（3）"述情障碍→社交焦虑→中学生人际关系"这一中介路径的前半段,受到社会支持的调节。与高社会支持个体相比,述情障碍对低社会支持个体的社交焦虑影响更大。     

青少年早期网络欺凌/受欺凌对睡眠质量的影响：社交焦虑和抑郁情绪的链式中介作用

基于压力认知失眠模型,采用网络欺凌/受欺凌问卷、青少年社交焦虑问卷、流调中心抑郁问卷和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问卷,对582名中小学生进行三次追踪测查,每次间隔半年,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考察社交焦虑和抑郁情绪在网络欺凌/受欺凌对睡眠质量的影响的中介作用及其性别差异。结果表明：(1)社交焦虑和抑郁情绪在网络欺凌/受欺凌影响睡眠质量的路径中均起到链式中介作用;(2)网络欺凌/受欺凌影响睡眠质量的链式中介模型存在性别差异。这启示要改善网络欺凌者与受欺凌者的睡眠质量,应关注网络欺凌给他们带来的情绪困扰,只有从根本上解决其情绪问题,才能最终有效促进其睡眠质量。     

无意识信息引发的认知控制及其神经机制

对无意识信息引发的认知控制的研究是揭示意识的功能与局限的重要方法和步骤.在无意识认知控制研究中主要采用模式掩蔽和偏对比掩蔽创设无意识条件,使用客观测量方法对意识状态进行测量.作者从无意识抑制控制、无意识冲突控制和无意识错误加工三个方面回顾了近年对无意识认知控制及其神经机制的研究.已有研究从行为和认知神经研究两个方面强有力地证明了无意识认知控制的存在,揭示了其神经机制.这些研究拓展了人们对意识信息广度和深度的认识,也为未来进一步揭示意识的起源等问题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未来的研究可以从无意识认知控制和有意识认知控制的相互转化等方面进行进一步研究.     

鼻部因素在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中的作用

比较临床鼻中隔偏曲、解剖鼻中隔偏曲及无鼻中隔偏曲组间睡眠呼吸紊乱指数(AHI)、最低血氧饱和度的差异.比较过敏性鼻炎与无过敏性鼻炎病史组间AHI、最低血氧饱和度的差异.分析性别、年龄、病程、过敏性鼻炎、鼻中隔偏曲等多种因素对AHI和最低血氧饱和度的影响作用.比较临床鼻中隔偏曲组、解剖鼻中隔偏曲组、无鼻中隔偏曲组的AHI和最低血氧饱和度,均无统计学差异.比较过敏性鼻炎组与无过敏性鼻炎组AHI和最低血氧饱和度,过敏性鼻炎组的AHI大于无过敏性鼻炎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两组间最低血氧饱和度无统计学差异.多种因素对AHI和最低血氧饱和度的影响作用无统计学意义.合并过敏性鼻炎的OSAHS患者可能睡眠中的呼吸暂停和低通气次数更多,但不能通过性别、年龄、病程、过敏性鼻炎及鼻中隔偏曲的因素来预测OSAHS的疾病严重程度.     

胃癌行全胃胰体尾脾脏切除并扩大右半结肠切除术15例临床分析

探讨进展期胃体癌浸润周围脏器的联合脏器切除的适应证、手术入路、手术方法及意义.回顾性分析2009年2月至2011年10月我院15例胃癌直接浸润胰腺、脾脏和横结肠而施行全胃切除及胰体尾脾脏切除并扩大右半结肠切除术患者的临床资料.术后出现1例腹腔感染,1例切口感染,经通畅引流、局部冲洗及切口换药后均痊愈出院,无再手术及死亡病例.术后均进行随访,1例在术后14个月时出现局部复发,1年生存率100％,2年生存率38％.以右下腹肾前间隙开始的全胃切除及胰体尾脾脏切除并扩大右半结肠切除术,明显缩短手术时间,符合肿瘤的切除原则,提高了手术的安全性.     

领导权力和地位对下属建言的影响——心理安全感的作用

通过实验研究(研究1、2)和多来源、多时点的实地问卷调查(研究3), 本文发现: 领导权力对下属建言有消极作用, 领导地位对下属建言有积极作用; 领导地位调节领导权力对下属建言的影响, 当领导地位较低时, 领导权力对下属建言的负面作用增强, 反之则不显著; 领导地位对权力的调节作用通过下属心理安全感传递至下属建言行为。这一研究结果有助于阐明组织层级差异(如权力、地位)是如何影响下属建言行为的。     

记忆编码策略对心境一致性记忆的调节作用

情绪对记忆的影响会受记忆编码策略的调节。本研究通过2个实验探讨编码策略对心境一致性记忆的调节作用。实验1和实验2均采用2（编码策略：提取练习策略、重复学习策略）×2（词性：消极词、中性词）的实验设计,分别探讨了不同记忆编码策略对普通大学生（实验1）和非临床抑郁大学生（实验2）心境一致性记忆的影响。结果发现：无论是被成功诱导出抑郁情绪的普通大学生,还是非临床抑郁倾向大学生,使用重复学习策略时回忆出的消极词均显著多于中性词,表现出显著的心境一致性记忆,而使用提取练习策略时回忆出的消极词和中性词没有显著性差异,未表现出心境一致性记忆。实验结果表明,记忆编码策略对心境一致性记忆具有调节作用,提取练习策略能够抑制心境一致性记忆。研究结果指明了心境一致性记忆的边界条件,并对非临床抑郁个体的学习与记忆具有重要的启示。     

8~15岁儿童贫富观的发展特点及其与成人的比较

儿童贫富观是其价值观的重要体现,贫富观形成是儿童社会化进程中的重要方面,然而目前国内尚缺乏中国儿童贫富观的系统研究。本研究以8~9岁、11~12岁、14~15岁以及成人(主要为大学生,年龄为20.7±1.32岁)为研究对象(N=186),结合开放性问题和结构化问卷,考察他们对于贫富的感知、公平判断、归因以及对于缓解贫困对策的认识。结果发现:控制社会经济地位之后,(1)8~9岁儿童对贫富的认识局限于表面特征,11~12岁更关注心理特征,而成人提及系统特征的比例更高;(2)8~9岁儿童较其他年龄组更倾向于对贫富做不公平的判断;(3)在贫富的归因和缓解贫困的对策上,儿童和成人都认可个人因素的重要性,但成人更多关注国家政策和社会的影响,并且认为消除贫困是不可能的。中国儿童贫富观的发展与西方已有研究相比,既有共性也有文化特异性。     

情感代理能否提高多媒体学习的效果?

近年来,情感代理如何影响学习受到了研究者们的高度重视。情感代理是可以通过面部表情、声音、肢体动作和言语信息等影响学习者情感体验的教学代理。以往研究主要关注两种类型的情感代理：表达型情感代理和移情型情感代理。表达型情感代理是仅通过自身的情绪表达(如：使用微笑的面部表情和热情的声音)以影响学习者情绪体验的代理。移情型情感代理则是能根据学习者的学习表现或情绪状态给予情感反馈(如;点头、鼓励和共情)的代理,其目的是为了调节学习者的情绪、激励其继续努力。虽然不同的研究者对情感代理的具体操作有所不同,但无论哪种类型的情感代理均是为了增加学习者的积极情绪,提高内部动机,最终促进学习。关于情感代理的潜在作用,研究者基于不同的理论观点给出了不同的解释。情绪感染理论认为一个人的情绪状态容易受到另一个人情绪表达的影响,因此界面代理的情绪会直接影响学习者的情绪和动机。情绪反应理论认为如果教师的言语和非言语线索诱发了积极的情绪,学习者就会产生趋近学习的行为(例如,制定相应的学习计划)。多媒体学习认知情感理论强调了学习过程中情感和动机的重要性。基于多媒体学习认知情感理论,情感代理能唤起学习者的积极情绪,增加学习动机,进而提高学习成绩。而认知负荷理论和干扰理论却认为情感代理丰富的面部表情和手势动作可能会增加学习者的外部认知负荷,吸引学习者的注意力,减少对关键信息的注意,因此干扰学习效果。在上述理论的指导下,研究者们对情感代理的效果进行了探究,结果发现,情感代理可以有效地唤起学习者的积极情绪(d_积极情绪= 0.45),提高学习动机(d_内部动机= 0.52)。但不一定能影响认知负荷（d_{内部认知负荷} = -0.01;d_{外部认知负荷} = 0.09;d_{相关认知负荷} = 0.08）,并且在学习效果上的作用也比较微弱(d_保持 = 0.18;d_理解 = 0.32;d_迁移 = 0.14;d_联合 = 0.32)。情感代理在学习效果上的作用不稳健的原因可能是受到了潜在调节因素的影响。例如,学习者的个体特征（如,工作记忆能力和年级水平）、情感代理的类型、任务特征和测验时间等。总之,尽管目前关于情感代理的研究结果存在不一致,但整体而言,在积极情感代理条件下,学习者更加快乐,更有动力。因此,在教育实践中,教学设计者可以考虑为学习者呈现一个积极的教学代理以帮助他们更加快乐地学习。未来关于情感代理的研究需要继续关注情感代理的操纵和评定方法;探究影响情感代理效果的边界条件;考察情感代理影响学习背后的神经机制;提高情感代理研究的生态效度等。     

子女数量与育龄母亲生活满意度的链式中介模型

为探讨子女数量与育龄母亲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以及教养压力和心理韧性在其中的中介作用,本研究采用教养压力问卷、心理韧性量表以及生活满意度问卷对490名小学生的母亲进行测量。结果表明：（1）子女数量与教养压力存在正相关,教养压力与心理韧性、生活满意度呈负相关,心理韧性与生活满意度正相关;（2）子女数量到育龄母亲生活满意度直接效应不显著,教养压力的独立中介效应与教养压力-心理韧性的链式中介效应显著。研究揭示了子女数量与育龄母亲的生活满意度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