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与美学

作者讨论了在艺术作品的数学探讨、艺术作品的结构分析和创作过程的算法描述这三个方面运用数学、控制论和符号学的可能性与界限。虽然作者声称,对于数学、控制论和符号学在艺术中的运用应该有切实的估计,绝不能夸大它们的作用,并且还批评了某些人认为机器可以成为诗人、作曲家和艺术家,可以用数学、控制论和符号学的方法代替艺术作品的美学分析等观点。但是作者又认为,在艺术科学中运用数学、控制论和符号学的方法给人们在研究上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扩大了人们研究方法的宝库;在艺术分析中这些方法能起一定的协助作用,而且这种作用今后会愈来愈大。     

道德的辩证法和辩证法的道德

本文是作者在意共葛兰西研究院于去年5月下旬举行的“道德和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报告,发表于意共《马克思主义评论》上。这篇译文的二、三部分,有所删节。在本文中,作者以历史唯心论和人性论为指导研究道德问题。并且在道德研究的幌子下疯狂地攻击马克思主义,恶毒地诽谤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在第一部分中,他讨论了道德研究处于“落后”状态的原因,认为这是国为马克思主义给它“规定了某些框框”。他说:当马克思主义者对自己的理论和实践进行考察时,“他们却用唯心主义代替唯物主义,用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用辩护学说代替批判”。他号召人们“逾越哲学基础本身的局限性”,从“人的理论”出发,从人类固有的矛盾出发研究道德问题。在第二部分中,他讨论了作为道德研究出发点的所谓“人和体系的矛盾”,“内心和外表的矛盾”。他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关系的思想,虚构了所谓“道德与经济的矛盾”,认为道德要求人们行善,但是经济使人们在孬夺经济利益、社会地位和权力中,把人看成“竞争者和强大的敌人”。由于这个矛盾,人们都以两面派面目出现,因市形成了“内心与外表的矛盾”。以这些谬论为基础,他一方面为资本主义辩护,认为人们不幸的根源不在于剥削和贫困;另方面,又竭力诬蔑社会主义制度,而且特别攻击“政治委员”制度,说:“政治委员”是同“善良的灵魂”对立的,这种对立“表明道德主义与a利主义的矛盾”;“政治委员”制度使“人们严格地划分为两个根本对立的集团”;“‘政治委员’代表着从革命家转变为官僚的过程的一个阶段”。他为那些受到人民制裁的敌人伸冤,叫嚷说,这种“历史审判”决不是基督教的“最终审判”,一定会“受到以后历史阶段的修正”。在第三部分中,他更疯狂地攻击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制度。他说:过去人们把善和真理的胜利寄托于宗教信仰,现在人们把它寄托于未来。但是,未来只是“虚构的世界”,在现实生活中,“人的生活本身被剥夺了意义,人们的相互关系表现为绝对的淡漠”。他还咒骂说:“把属于阶级的东西从属于全人类的东西中分割出来,导致宗派主义和对于社会主义的官僚式的歪曲”。最后,科西克号召那些反对社会主义的人,用“人道化的实践”、“革命的实践”(实即反革命的复辟活动),在“血和汗之中”实现“属于阶级的东西和属于全人类的东西”的统一。     

评G.克劳斯的《控制论和哲学》

G·克劳斯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两次国家奖金获得者。他写过一系列深刻的、富有内容的关于哲学、逻辑和社会学问题的著作,其中一部分已译成俄文,并为苏联读者所熟知。所评论的这本书是那些有趣的、极其广泛地论述控制论哲学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之一     

评K.科西克的《具体的辩证法》

科西克的新作表明,为了促进哲学的发展,不仅需要哲学史著作、哲学批判著作、宣传与解释经典作品的著作,而且首先需要真正的哲学著作。而科西克的新作《具体的辩证法》正是在本体论方面具有独到之处的哲学作品。科西克在该书的每个重要章节中,都以各种方式提出并解决客观现实的问题。他认为: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限制为方法论、认识论或者逻辑学,也不能把它限制为客观现实的理论或者仅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

作者首先分析历史唯物主义和所谓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关系。他反对下面几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社会学,而不能看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部分;另一种意见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部分,而不是社会学,最多只是社会学的一般理论的和方法论的基础;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之中包含有哲学方面和社会学方面。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既是哲学,同时又是社会学。他说:历史唯物主义正是作为关于社会的哲学科学,才能头一次科学地解决社会学的根本问题;另一方面,历史唯物主义只有作为社会学的科学,才能解决社会发展的哲学问题。作者也谈到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和所谓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关系。他反对把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全部问题包括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领域内,而认为它们之间既有深刻的有机联系,又有一定的区别。其次,作者论述所谓具体社会学研究的意义。他说:具体社会学研究是发展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一种形式;没有具体社会学研究,历史唯物主义就有变为由一些凝固的、固定不变的、脱离现实的概念和范畴组成的体系的危险。他说,马克思的《资本论》、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伟大的创举》都是所谓具体社会学研究的典范。他反对把对人们的日常生活现象的任何研究都称为具体社会学研究,而主张把社会研究和社会学研究区别开,认为具体社会学研究只是社会研究的一种特殊形式。再次,他阐述所谓具体社会学研究的对象。他认为这样的对象包括:一、社会在向共产主义过渡过程中社会结构的变化;二、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组织的形式及其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组织成长为共产主义社会自治的过程;三、劳动和社会生活其他方面的相互关系,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相互关系的动向,首先是人的形成过程,共产主义社会里个人的形成过程;四、家庭和日常生活关系;五、社会主义社会的精神生活,科学在现代世界中的作用,宗教存在的原因和消除的条件,社会主义意识向共产主义意识过渡,等等。最后,他论述了所谓具体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和方法。他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规律和原理,是具体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而具体社会学研究的方法则包括提出假说、进行社会实验、填调查表、直接访问、研究私人文件、进行观察以及模拟、统计和数学方法等等。     

存在主义与美国哲学生活

存在主义在美国没有真正生根。它赢得了一些热情的门徒,但是它没有产生一个像海德格尔、萨特尔或马赛尔那样有权威的哲学家。有人认为存在主义已经说完它要说的一切了。无论如何,美国的贡献的重要性是值得怀疑的。但是,人们也曾多次尝试对这个运动作一次总的考察,并试图估计它的力量、它的弱点和它的价值。此     

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

《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Die Dialektik bei Hegel und Marx》,Bremen 1961年)是海斯于1960年在西德不来梅的“思想会晤”中所作的报告。内容极其反动。作者认为,“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决不可能仅仅接受了辩证方法”,而且还“接受了黑格尔关于世界的阴暗描绘”,即黑格尔对“市民社会”、“异化世界”的描绘。马克思虽然“颠倒”了黑格尔辩证法,但并未去掉其“神秘外衣”。马克思只是把“构造体系”、“描述历史”的方法变成了“虚构预言的工具”、作者污蔑马克思主义,说马克思的“预言”没有实现:“资本主义并没有象马克思所想象的那样发展”,“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无产阶级也走了另一条道路”,“阶级斗争并没有向尖锐化的方向发展”,“在西方世界存在着资木和劳动之问的契约关系,甚至简直是合伙关系”;业已完成的“一种共产主义革命”“既不是马克思所说的意义上的世界革命,也不是在马克思预言的地方发生的”;“马克思所看到的许多矛盾业已消失,并失去了他所赋予它们的意义”。作者说当代世界只有贫富之间的矛盾,攻击世界共产主义革命“加剧这些矛盾,驾驭这些矛盾,使它们为自己的目的服务”。作者最后还向反动统治阶级献策献计,说什么用暴力“不可能永远遏制”马克恩主义革命理论,只有批评马克思主义才能“把使用武器的肩膊弄得瘫痪无力”。     

关于基础和上层建筑问题

[译者说明]目前苏联哲学界对于基础问题持有几种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基绌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有人认为基绌是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存在的各种类型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述有人企图把上述两种意见结合起来。这里译出的Α.Γ.哈尔切夫的文章属于第二种意见。他认为不应把“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概念和“社会的经济基绌”概念等同起来。在谈到具体的历史发展时,决不能只以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作为每个特定情况下社会生活的经济基础。同样,也不能把阶级社会里的上层建筑只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观点以及与其适应的制度。     

波兰社会学二十年

长期以来,社会学在波兰就是一门最通俗的科学。近几年来,要求学习社会学的人数超过了社会学专业中的名额约近六倍,有些地方甚至约近十倍。五种社会学杂志都拥有广大的读者:《社会学论坛》(创刊于1930年,其间曾停过刊),《社会学研究》(创刊于1961年)、《政治社会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资产阶级社会学

苏联和其他反希特勒盟国的军队击溃了德国法西斯政权,这就为建设一个新的民主的德国开辟了道路。各战胜国在波茨坦协定中规定了对过去法西斯时期的批判清算和我们整个社会生活的和平民主发展的各项原则。这些反法西斯的、民主的原则及其彻底实现的途径也应该成为在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