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哲学思潮

在1955年的布鲁塞尔会议和1959年的维尼斯会议上,哲学界就已经表现出分成两人集团,在最近的墨西哥会义上确定了这种划分。战争把大不列颠从大陆分开了。这种起初是局部的断层延伸到全世界,在墨西哥会议的时候,已经是盎格鲁-萨克逊站在一方,而欧洲及拉丁美洲站在另一方。在墨西哥会议上,最突出的是大批说西     

对立面及其斗争

这是一篇彻头彻尾的反共主义文章。作者用反动资产阶级哲学家惯用的手法,任意曲解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原理进行无耻的诽谤和攻击。作者根本否认予盾、对立的客观存在,认为黑与白、冷与热、软与硬等等只是“理智抽象活动的结果,其中没有哪一种能叫做对立面”。他诽谤说: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把来自主观经验而非来自自然界的范畴加以实体化了”,“陷落到把词当作实体这种古老谬误里去了”,于是这不仅“倒退到中世纪的唯实论”,而且“倒退到柏拉图主义上去了”。     

卡尔·马克思辩证法的根本问题

文章说,独立的马克思的辩证法是一种虚构。辩证法就是马克思为占有黑格尔的辩证法、和它结成一种明确的关系而进行的斗争史。在谈到马克思所使用的“显现”概念时,文章说马克思的意思有两方面;一、要把某物理解成为他物的形态;二、要在他物的形态的自我表现运动中去认识它的意义。文章在叙述了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之后接着说,在解释历史状况时,马克思几乎是粗暴地使用了辩证法,马克思思想的全部发展特征是:和单纯的还原批判以及和费尔巴哈的基础相比较,活动和生产的因素却始终是愈来愈占居领先地位。文章说,如果说黑格尔的辩证法中所完成的是精神的反归自身,那么,马克思的劳动中所完成的则是人的人类生成。马克思力图在劳动与辩证法之间建立起相互对立的关系。黑格尔最终想扬弃对象性,而马克思却要证实这种对象性。马克思利用对象化过程重新解释了黑格尔的扬弃过程。他把劳动视为人的生产力量,把辩证法视作抽象思维的否定活动,并把两者对立起来。文章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思想基础的形成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结束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现在系统地获得了它应有的地位,它的最基本的形式在马克思的思想中永远保持着生命活力。马克思的内在发展就是黑格尔的“颠倒”和“翻转”。文章最后说,马克思颠倒黑格尔辩证法的尝试是否成功了呢?回答是:按照辩证法的最初问题,颠倒辩证法的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辩证法是一种认识过程,这种认识过程从根本上说来是实现不了的。如果我们试图从生存的范围中去把握黑格尔的辩证法所提出的问题,并使之再现的话,那么,马克思则走上了相反的道路。马克思的“辩证方法”恰恰又把最拘泥于形式的黑格尔的辩证法规定为一种绝对价值。马克思的这种辩证方法最终是起着一种包含在历史内的形而上学的作用。总之,卡尔·马克思的辩证法并没有什么不考虑它作为整体是如何在他的思维中巩固下来而就可以信赖的价值。     

哲学和哲学家是必要的吗?

多年以来,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就一直在各个极其不同的领域,从许多十分不同的方面迸行着关于哲孛和专门科学的关系的讨论。其中讨论的,主要是自然科学与哲学的关系。关于哲学和哲学家对自然科学是完全必要的吗这个问题,有些自然科学代表人物作了否定的回答。在我们看来,由于斯特恩伯克的文章“一个自然科学家论哲学和专门科学”,这个讨论已达到世界观、方法论和学术政策的一个新高峰。这篇经过深思熟虑     

认识的发展和控制论

本文包括四部分。一,控制论、控制、信息。作者阐述了控制论产生的客观基础、发展过程和实际应用,控制论、控制与信息的关系,信息的客观实在性。作者认为,“控制论扩展了我们的认识领域”,“在控制论的成就中,包含着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思想的深刻确证和发展”。二,控制论的思维模拟。作者着重讨论“机器能否创造性思维”的问题。他们认为,这个问题的提法本身就是不准确的,由此得出的两个极端答案都是站不住脚的。否定的回答是“教条主义的”“毫无根据的怀疑”;肯定的回答是“对控制论的耸人听闻的广告式的态度”。他们说,“过去曾经广为流传的教条主义地否定控制论的企图之完全破产,导致了部分哲学家陷入另一个极端”,即断言“一定能建造出‘有创造性的思维和意识的’机器”,并“把相反的假设都无条件地宣布为不可知论和唯心主义”。他们认为,对这个问题还需要继续进行研究,而“在这里可以帮助我们的,并不是大吹大擂的哲学口号,而是控制论专家、心理学家的有计划的理论和实验研究工作。”三,人的目的和机器的程序。作者认为,机器没有需要和利益。无论机器的动作多么复杂,都是受人输入给它的信息支配的。如果说机器在其活动的某个具体领域可能比单个的人“更聪明”,那么无论什么时候机器都不可能比整个人类“更聪明”。在人与机器的不断发展中,人将是主导的方面。四,控制论和知识的综合。作者认为,控制论的产生和发展是现代科学综合趋向的最重要的表现之一。控制论的发展促进了各门科学的相互接近,加速了科学综合的趋势。作者还谈到了知识的形式化趋向以及对这种趋向进行哲学分析的意义。整篇文章强调控制论的“创造本性同所有的、任何形式的教条主义的僵化”的“深刻对立”,同时反对关于控制论发展前景的“毫无根据的”、“耸人听闻的”空想。     

社会发展的哲学

在本文中,作者首先批评苏联学术界中的经验主义倾向。他指出,苏联有一部分社会科学工作者过分沉溺于研究十分烦琐细小的题目、积累材料和对材料作简单的描述,而低估哲学概括的意义。但他胡说这种情况也是所谓“个人迷信的环境”造成的。他说,过去对波克罗夫斯基等人的严历批评,不能不引起社会科学中贬低理论思维的现象。他主张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所谓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而反对建立一门与历史唯物主义并列的“具体社会学”,也反对把对经济、劳动,文化、家庭、日常生活等等的研究包括到社会学的对象之中,反对把社会学理解为关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科学。作者断言,“历史唯物主义在某些地方巳落后于时代,落后于社会生活和人文科学的需要”。他提出这样的问题:在阶级对抗和其他社会对抗已被消灭的条件下,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是否被对立面的完全一致所代替呢?如果不是,那么在这样的社会里社会矛盾是怎样的呢?他还认为,关于个人及共本质、权利、自由和全面发展的问题,现在开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占居日益重要的地位。作者以一节的篇幅论述意识、精神因素在现时代的巨大作用。他说在资本主义世界里主观因素的作用也以特殊的形式在增长着。他认为证明这一点的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在经济关系领域内的作用正在增长,它力求把某些计划因素引入资本主义体系之中”而且“在资本主义列强的相互关系中出现了整体化的倾向,市场关系局部地得到调整”。他还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有可能抑制工人阶级绝对贫困化规律的作用。在最后一部分里,作者公然修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的许多基本原理。他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社会发展的动力不是阶级斗争,而是各阶级为达到共同目的所采取的一致行动。又说,在目前的苏联,国家不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暴力工具,而是全体人民用来解决共同任务的政治工具。他在反对把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庸俗化,,的幌子下,反对阶级观点,宣扬阶级调和论。他故意把民族解放斗争和阶级斗争对立起来,仿佛民族解放斗争就不是阶级斗争。他不以阶级观点分析民族民主国家的阶级实质,却笼统地说什么“民族民主国家的主要任务是为了捍卫民族独立而把一切反帝力量联合起来,并在适当条件下转向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他宣扬世界热核战争的危险性,说“达种危险性迫使一切反对军国主义的力量不顾阶级差别而力求团结起来”,而且“甚至垄断资本的个别集团也是反对军备竞赛、反对挑起热核战争的企图的”。     

为人道而斗争——评加罗迪的两本著作

法国共产党人一贯承认启发性的书籍的重要性。在这一点上,加罗迪的两本新著给我们提供了新的有力的证据。其中之一是研究共产主义者给道德所确定的意义的,它把同一个作者自从法国解放以来就着手研究的这个问题发展了,深刻化了。另一本以生动具体的312页的篇幅,向     

基督教伦理学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

启蒙运动时代虽有种种成就,可是它的人生观很快就成了掩饰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外衣。人道主义者莱辛、歌德和席勒虽然把光辉的人类理想灌注到生活当中,可是却不能动摇社会生活的基础。康德、费希特和谢林虽然希望创造一个美好的世界,却始终看不到行动的出发点。黑格尔前进了一步,看到了劳动是使人类成为人类的力量,并看到了无限的发展,但这里缺少有改造作用的继续发展。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尼采的疯狂精神,一别否定人生,一则毁灭自我。存在主义也不能对社会的改造发生影响。克服劳动异化是改造社会的中心问题。马克思为全人类寻求摆脱人类自我异化的道路。这就是解放斗争。马克思认为宗教就是人届的鸦片烟,对于解放斗争没有任何意义。冯克思主义者在过去和现在所发现的教会恰好是对于现存事物的片面辩护。这是把宗教的退化和宗教的本质混淆了。其实,宗教能给予人类生活以绝大力量和未来远景,并且是一种进步的力量。马克思主义和基督教都反对“自我异化”,都号召人们进行社会改造,基督教徒的使命在于对罪恶进行斗争,冯克思主义者的使命则在于解放人类。基督教如果不为社会革新进行斗争,它的希望就失掉现实性。因此,基督徒必须响应马克思主义革新社会的号召。今天世界上有不少势力在努力避免武装斗争,并通过谈判解决世界政治问题,基督徒应当支持这些力量,而避免使用暴力。     

关于“自由”的几点本体论的结论

第一,在对人的实在的最初的一瞥之下,我们就可以知道,对人的实在说来,存在归结为“作为”。19世纪的心理学家阐明了冲动、注意、知觉等等作为动机的诸结构,他们是合理的。不过,运动的本身乃是行为。因此,气质、性格、激情以及理性的各种原理,不管是先天的也好,是后天的也好,都是以事物的方式现存着的事实——从这个意义说来,我们在人的实在里面看不到任何现成的东西。只有对人的实在从经验上加以考察,才证明人的实在是种种行为或种种行动的一种有组织的统一。所谓野心的也好,卑     

苏联社会主义国家体制的发展

这篇文章从各个方面宣扬修正主义的“全民国家”观点。全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证“全民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继承关系”。作者认为:“全民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直接继续,它们是同一个国家的两个发展阶段。当还存在剥削者和剥削时,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从消灭剥削时起,就变成“全民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实质仍然保持在“全民国家”之中,但“全民国家”已不是旧意义上的国家,它表现社会所有阶层的利益。在第二部分中,作者从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内和对外的职能方面来论述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和“全民国家”的共同点和差异点。作者认为:在对内职能方面它们的经济职能、政治职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执行苏联法律和保障公有制)和文化教育职能是共同的;不同的是,在“全民国家”里,镇压国内剥削阶级的职能已经“衰亡”并且“失去意义”。在谈到对外职能时,作者认为:它们的这种职能是共同的。它们除了制止帝国主义的袭击和使人民作好准备去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外,正利用一切可能,在经济、文化、政治甚至有时在军事方面努力寻找同资本主义国家达成协议和合作的更合适的形式。在第三部分中,作者用了较多篇幅,论证在进一步发展民主的同时要保持强制手段,来对付那些破坏社会主义准则和法律的人,以及那些无纪律、无组织、不诚实的公民。但这种强制完全不同于对阶级敌人的强制,尤其不同于暴力。最后,作者还特别谈到物质刺激。他说什么:“物质利益的原则是使工作人员遵守纪律,鼓励他们提高专业能力,诚实地对待职守,养成共产主义劳动态度的最重要因素。”他认为,这是“以共产主义教育人们的因素”。